远东证券现在叫什么(上海远东证券有来自限公司介绍？)

上海远东证券有来自限公司介绍？

简介：      上海远东证券有限公司 　　二00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按照中国证监会对证券行业实施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以下简称"第三方存管"）工作的具体部署和要求，我公司自2007年5月24日起开始分步实施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为充分保障投资者利益，保证客户证券交易、资金进出的正常运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是为落实《证券法》和监管要求而在证券全行业限时实施的一项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管理制度改革。　　二、第三方存管实施后，客户证券交易操作方式不变，资金存取只能通过银证转帐方式进行。客户在我公司存放的交易结算资金可以通过存管银行提供的查询渠道进行另路查询。　　三、实施第三方存管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安全性，防范系统风险，维护证券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利益。　　四、为实施第三方存管，我公司将与多家银行合作开展第三方存管业务。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选择一家与我公司合作的存管银行，签署第三方存管协议，开通第三方存管。　　五、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实施第三方存管的前提是：客户账户真实、准确、完整且资产权属清晰。客户应根据我公司的账户清理公告在规定期限内理账户规范手续。　　六、实施第三方存管以《证券法》为法律依据，乃一项法定的义务。客户须在我公司规定的期限内至有关营业部理第三方存管的有关手续。我公司将依法采用批量转换等方式将客户帐户纳入第三方存管系统。具体转换条件、转换方案、转换时间以我公司与有关银行的转换公告为准。　　对于逾期未理第三方存管有关手续的客户，我公司有权依据法律规定和开户协议的约定限制其理相关业务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七、有关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的相关情况，投资者可通过我公司网站www.***.com查询，或咨询总部021-58788888-223及各营业部咨询电话。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公告　　特此公告。法定代表人：田德军注册资本：60359.3856万人民币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256号华夏银行大厦5层

沈阳首家证券公司叫什么

北方证券最早名为北方票据公司，始创于1987年4月，当时为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市分行属下公司，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家证券公司。作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发起人和理事单位，北方证券的前身在1994年被中国***发展研究中心、央行等11家部委评为证券业第10名，是东北地区最大证券公司。该公司1999年按照国家关于银行业和证券业实行“分业管理，分业经营”的要求，与其控股股东工行沈阳分行实行了脱钩，并按证监会要求和《公司法》规定，进行了以增资扩股为核心的转制重组工作，后更名为沈阳北方证券。北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春季迁址上海浦东陆家嘴，2002年，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增资扩股至10亿元人民币，成为全国性综合类券商行列。2005年被东方证券托管,“鉴于北方证券严重违规经营，为维护证券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自5月27日收市后委托东方证券对北方证券经纪业务以及所属证券营业部进行托管。”

宜昌证券公司在哪？

宜昌的证券公司有：

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东山大道证券营业部 宜昌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时报大楼

2、中信建投证券宜昌解放路证券营业部 宜昌市解放路15号

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昌珍珠路证券营业部 宜昌市珍珠路78号

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四新路证券营业部 宜昌区云集路34号

5、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西陵一路证券营业部 宜昌市西陵一路72号

6、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宜昌新世纪证券营业部 宜昌市云集路21号金龙大厦

7、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宜昌隆康路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宜昌市隆康路10号

8、上海远东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宜昌东山路证券营业部 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95号

9、宜昌长江证券夷陵大道营业部 宜昌市夷陵大道

信阳市北京大街金杯财富大厦

在火车站可以坐7路你出火车站得时候往西边走走因为火车站广场不让停在中心医院门口有一条路你直接往西走5分钟就到非常近！！！有一个远东证劵公司在附近，具体位子我忘了。。。你问问附近的人基本上都知道。

香港证券交易所历史？

1986年以前的香港证券市场香港证券交易的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但直至1891年香港经纪协会设立，香港才成立了第一个正式的股票市场。1969年至1972年间，香港设立了远东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九龙证券交易所，加上原来的香港证券交易所，形成了四间交易所鼎足而立的*面。在1972年至1973年短短的2年间，香港有119家公司上市，1973年底上市公司数量达到296家。1980年7月7日四间交易所合并而成香港联合交易所。四间交易所于1986年3月27日收市后全部停业，全部业务转移至联交所。

1986年－2000年的香港市场1986年，香港市场开始了其崭新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阶段。中国对香港前途的保障，增强了投资者对香港经济的信心，公司盈利和房地产价格回升，香港市场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交易品种多元化，市场参与者日益国际化，交易手段不断完善，证券市场进入了长期繁荣的牛市。 2000年以后的香港证券市场香港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2000年以来的香港证券市场，正在成长为一个全球化的证券市场。

一方面是因为香港1965年的银行业危机，迫使**开始对银行业进行调查和立法以及加强监管，企业从银行集资成本较高，纷纷转向股票市场；

另一方面，香港**奉行自由市场政策，使证券市场迅速发展，1969年至1972年间同时出现了远东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九龙证券交易所和香港会四大股票交易所。70年代未期，香港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四个市场发展不均衡，同时由于1974年的股灾，使**意识到需要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颁布了一系列法例，并于1980年7月将四间交易所合并成立香港联交所，四间交易所于1986年全面停业，全部业务转到香港联交所。此后，香港证券市场开始了崭新的国际化发展阶段，2000年4月香港联交所和香港期交所合并成立香港证券与期货交易所，实行公司制并在港上市。十几年来香港证券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金融产品不断增多，交易手段也日益电子化。共有500多家证券行在香港从事各种证券业务，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时至今日，香港证券市场的总市值已达到 63000多亿港元，每日交易额逾100亿元，这些数字显示了香港证券市场在过去数十年的骄人增长。

远东传动股票什么供终上控时候开盘

暂时还没有该公司将要上市的信息。如果你想查看将要上市的公司名单的话直接到证券公司管网上去查看就可以了，上面会把近期将会上市或者前几日已经上市的公司名单公布出来。

谁知道息县远东证券在哪个位置？谢谢谢谢

额

志雄周末书话第185话|心怀祖国，安身美国，身心皆大欢喜

唯有知识可以分享，也只有知识可以裂变成财富。

#志雄周末书话#每弹评鉴四本书

本周四书分别为：《珍收百味集》《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文明的观察：汉语文化圈的特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一位普通香港人的画传。

股场新手

 图：苏美璐

一本关于茶的准百科全书，其他就没什么了。

作者是英国知名人类学家，我曾很喜欢他的著作，但这本书与他的代表作相比，太水了！

这本书多少与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有些相似，但更为理论化：

至于中国人的“心”，可以说主要是一种感情的作用（亦即是脑部中层的内容）。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智力活动（大脑皮层左半部的功能），只不过，他们的智力活动也倾向于把“心”当作主要的分析对象。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正统思想是儒家，而儒家思想的分析范畴就都是一些人伦与感情的范畴。因此，中国人从不判别这两种“心”的作用——“心”一词可以涵盖heart与mind。

既然中国人倾向于把“知性”与“感情”连成一气，因此才会产生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以“能否和合社群”作为首要的标准，来衡量任何一种思潮的价值，至于这套思想的认知价值反而降居其次。因此，才会造成中国人重“人心”而鄙薄“奇技淫巧”的倾向。的确，先秦的诸子百家大半都是“社群之学”，像名家那样的学派只能敬陪末座，而且很快地就无疾而终。至于两千多年来占支配地位的儒家，则更是一套足以“统一民心”的社群之学。

中国人的“心”，除了混淆了heart与mind之外，还将道德的判断也包含进去，例如，称能够判别是非好坏之心为“良心”，而王阳明探究“良知良能”之学亦称为“心学”。然而，在西方文化中，“良知”是属于判断与意志范围之事；亦即是以“自我”做基地的道德判断，以及在选择了某种判断后对它的谨守。因此，凡是提到“良知”（conscience），必涉及“意志自由”（freewill）的问题。换言之，它不一定要牵涉到“心”这种感情的作用，而是涉及整个“个体”得救的问题。在“上帝已死”的现代，这个问题就变成：要不要受世俗所累，要不要坚守自己的看法，或是否必须过自己的生活方式等考虑。

然而，中国人将智力感情化的结果，就是连意志与判断力也加以感情化，因此，也就没有让“个体”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只要别人对自己好，自己就必须“以心换心”，否则就是“没有良心”。本着同样的逻辑，只要社群与集体在召唤，自己就必须“交心”。既然中国人的“心”包含了感情、思想、判断与意志，结果就被要求将这一切通通都交出去，在“身不由己”的情形下，自然连“身”也交出去。

当中国人的统治者要收买“人心”时，也会“广开言路”，让下面“说话”。例如，在70年代初，蒋经国为了替自己的登基做准备，一方面摆出“民主作风”，另一方面又希望换取青年的支持，就说：“让青年们多说话！”然而，如果一方能说话却要另一方批准，也不能算是什么平等关系，只能说是上面使下面的心意“有到”自己身上的计策。

结果，中国人的每一代都不是盛开的花朵。每一代在被上一代抹杀了以后，又去将下一代抹杀，并且还将自己被社会大众平均了的个性，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结果，做到“跟大家一样”，与**权威一致，与越古越好的古代认同。这种安排，是保证中国历史“万古如长夜”的最佳方式，而永远也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每一代都展现波澜壮阔的新事物、新境界、新天地。

如果西方文化可以算是一种“弑父的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就不妨被称为“杀子的文化”。

“弑父的文化”并不能算是“死亡崇拜”，因为即使在自然界，行将枯萎的事物也必须向新生事物让路，才会保障自然界生机的延续。

至于“杀子的文化”，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死亡崇拜”，因为它将新的生机加以摧残，去滋润行将就木的朽物。

在60年代，当笔者在台湾的时候，曾看到这样的一幅景象。当时，权力机构已经老化，老蒋的一代多已八十多岁，却仍然牢牢地抓住权力不放。因此，像张群那样八十几岁的人才会说出“人生七十才开始”的话，意思就是不肯放手。至于蒋经国那一代，也已经是六十几岁，却被称作是“少壮派”。台湾每年又有选拔“十大青年”之举，而平均年龄则是四十岁。至于四十岁以下，似乎可作“儿童”对待。

这种情形，不只在政界是如此，在社会各界都是如此。因此，就基本上如鲁迅在“五四”时代指出的那样，中国人“从老到死，却更奇想天开，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论调：中国人占人类人口的四分之一，大概是世界上“性”最发达的民族。这个论调本身就是“性”还没有成熟的一个表现，因为这个论调的出发点就是不将sexuality当作是一个“个体”的内容，自然也不会理解到它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个体形态，而是把它当作一种人人相同的生殖功能——这种“性”如果说得上是发达的话，也只是一种鱼塘式或养鸡场式的繁殖力罢了。

事实上，在“性”很成熟的北欧，丹麦的人口是500万，挪威是400万，两者皆少于香港，瑞典则为800万——三者加起来才等于台湾地区的人口。由此可见，个体之sexuality之成熟，并不等于繁殖能力的发达。

然而，在50年代的大陆与台湾，都出现过“人多好办事”一类的主张——在台湾，则是为了“反攻大陆”需要炮灰——后来才发觉这完全是一种妨碍经济成长的昏话。不过，海峡两边之共同昏话乃来自同一个文化背景，殆无疑问。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倾向，曾令台湾的批评家柏杨将中国讽喻为“猛生国”。

的确，当蒋介石忽发奇想，也谈谈“哲学”的时候，曾如是说：“生命之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这一句“哲理名言”，确实也适合于猪马牛羊。

这位“伟人”之前的另一位伟人——孙中山——则提出过“民生史观”。“民生”是指衣、食、住、行，不过，中国人既然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因此，“民生”可以说是以“食”为中心，也可以是整个“身体化”倾向的代号。至于蒋介石将延续“身体化”存在当作是“生命的目的”之“哲学”，则可以说是一种“繁殖史观”。

蒋经国即曾号召老百姓学习不食人间烟火的“沙鸥精神”，并且有过“牺牲享受，享受牺牲”的说法——不过，到底谁去“牺牲”，谁去“享受”，倒没有明言。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最大的一场误会，莫如把庄子哲学当作“存在主义”。诚然，庄子讥讽在世俗中奔忙之人，认为自己的境界高于他们。然而，存在主义者之超越世俗，是认为必须从“跟大家一样”的情况中撤出，自我的“存在”才会浮现。至于庄子，则提倡用使自己不成材之方式，去保住自己的“身体”。因此，前者重灵魂，后者重身体，判然有云泥之别。庄子讥笑那些在世俗中奔忙的人，也只是笑他们忘形于“身外”之物，而不知道保住“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忘记，道家哲学源自杨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的前提，就是连“身体”上的一根毛也比“身外”之物重要。

此外，老庄哲学还是向专制主义献计“弱民之术”的。它提倡“小国寡民”，让国家造成强大于社会的形势。它教导人“复归于婴儿”，搞“儿童化”的“无知无欲”状态。然而，它却同时又是一种老朽的“老年化”哲学。青少年是血气方刚，好出头的。针对这个倾向，《老子》就来一番“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的说教。确实，老子哲学也只能是“老子”的哲学，一个人活到能够想得出这一套“保身养生”之术的年龄，而没有夭折掉，也必定是很“老”的了。然而，《老子》还向统治者献策：“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换言之，只有灌输老百姓“怕死哲学”，才能用“死”去威吓住他们。

大陆一度流传的口号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其实，大河的水是从小河灌注而成的，而不是相反。因此，这基本上是一种倒因为果的说法，并且也造成倒因为果的做法，亦即是把小河水放尽，造成大河也干涸的状态。

孟子可以说是士大夫阶层这一倾向的最早代表人，也是最大胆的发言人。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命题。不少人以这句话作为中国具有“民主思想”的论据。其实，这只是士大夫以“为民请命”的姿态，来获取比君主更高的道德上的优越性之尝试而已。因为，在传统中国，老百姓无理性的大爆发，基本上被视作与自然灾害相同，皆为天道失常的征候。因此，“人心”往往被当作是反映“天意”的一面镜子，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一类的士大夫，正是把自己打扮成应天意顺民心的，而将君主当作是必须加以纠正的对象，并且还常用“民变”来恫吓后者。

然而，孟子一类的士大夫却绝对不是什么民主主义者。《孟子》一书中就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命题，而且还有像“为政……不得罪于巨室”这一类只有在官僚仕宦手册中才找得到的庸俗条文。事实上，士大夫固然可以指出君主许多“失德”的地方，君主也可以纠正士大夫的许多痛处——例如贪污受贿，勾结豪门，武断乡曲，侵占民田，等等。

上述这种“道统”与“政统”之争，似乎有点儿近似西方的政教之争，其实不然，因为士大夫与君主皆同时是“政”与“教”中之人。他们是权力结构中的两个组成部分，为了在这个政教混同体中争夺“教权”而彼此做斗争。

宋代以后，中国的**形态越发朝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的方向发展，士大夫在这场斗争中就逐渐失去优势。针对士大夫“厚古薄今”的策略，君主就索性来一个“古为今用”，做釜底抽薪之计。先前，士大夫可以认为只有古代的人君才是“圣人”，因此强烈暗示今不如古。宋代以后的专制君主，则将这个逻辑颠倒了过来，认为人君既然承天之命，位居至尊，就必定同时是“圣人”——他们是重现古代尧天舜日的“晚圣”。

于是，“人君”与“教皇”越发合而为一。君主的世俗政权除了越来越专制之外，教化之权也越来越膨胀。因此，君主除了下“诏书”之外，还常有颁布“圣训”之举，将臣与民都一律当作“教化”的对象，而地方官的责任之一，就是在地方的孔庙或学宫中宣读“圣训”，以便老百姓学习。

将老百姓“儿童化”，是中国统治者“弱民之术”的一个主要内容。即使在充分展示于外面世界影响之下的台湾，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形。例如，蒋介石曾颁布过《国民生活须知》，教导全民在起居饮食方面如何去做——这无疑是他在大陆时期搞的“新生活运动”的一个翻版。不过，对任何“**”来说，这都是一种啼笑皆非的侮辱。然而，这种对“人”的不尊重，还有诉诸行动的。例如，被台湾作家柏杨称之为“三作牌”（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台湾警察，只要他们在马路上对任何成年公民的头发视之不顺眼，也不用说个什么标准，就可以任意地将其抓回*中剪掉“过长”的头发。有一次，这种事情竟发生在一位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台湾大学教授身上。

的确，中国式的“**”就是由上面“正”下面，由上面“治”下面。中国的老百姓从来没有当家做主过。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的“**”，与西方的politics没有相通之处。politics是指城邦（polis）的事务，它具有公民自治的内容，因此是典型的海洋型历史发展途径的产品。“**”一词所表现的，则是大陆型的大一统帝国的权力结构，并具有由上面纠正下面的意思。

笔者坚信：任何创造都是犯规（虽然并不是所有犯规都是创造）。然而，中国文化的整个结构却是反其道而行的。中国人是把“跟大家一样”制度化，而即使在有文化创造自由的国外华人社群中，不重“个性”的倾向，也令他们对现代文化的贡献甚少。

总而言之，当我们了解了中国人这种“我出不了头，你也不要出头”的心态后，才会明白为什么在“文革”期间会出现把钢琴弹得好的人的手指打断，把靠面孔演戏的人毁容，把舞蹈表演者的腿打断等现象。因为，一些平时在成就上比不上别人的人，早就伺机而动；现在刚好趁着“革命行动”的机会，将别人平均，搞到“跟大家一样”。

的确，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几千年的递进过程中，在形态上是越来越“超稳定”，在结构上也像落水麻绳一般，越箍越紧，因此，到了后来，不只是专制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平均主义也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最高峰。

国粹派学究（如钱穆之流）曾津津乐道：中国的历史是朝着“平民社会”的方向走，并且认为在宋代以后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平民社会”。他们还有把这个“平民社会”与西方式民主混为一谈的趋势。然而，“平民”一词其实是被平均了的、齐头之民的意思。因此，“平天下”之术又曰“齐民要术”，而治平之道又必先从“齐家”做起。然而，能够去“平”别人、“齐”别人者，自然不会在被“平”、被“齐”之列。

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说法。然而，这似乎只是士大夫的人格成长论，老百姓是被当作永远不会成长的。因为，老百姓不论是二十岁还是八十岁，都必须由外力去“保护”他们，使之不受“腐蚀”。

因此，这基本上是一种把老百姓“儿童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个表现。中国人历来都把老百姓当作是“子民”，把官方当作是“父母官”。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强调老百姓必须“听话”。这种倾向，与中国人的“人治”当然也有结构上的直接关联。确实，“法治”是成熟的“个人”才能玩的“**游戏”。

台湾因为搞资本主义，又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底下，却也呈现出同类的倾向。当笔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时，就发生过这种事情：一位与“中研院”挂钩的美国老太婆，独自一人到台湾南部的一个渔村搞人类学研究，结果，当地的警察*就起了疑心，认为洋人好好的高级地方不安顿，反而要到这种穷乡僻壤，因此就必有“特殊任务”在身！

任何国家内部当然都会有他国特务潜入的可能性，然而，患“特务狂”患到如中国人这般地步的，可能只有苏联可以媲美。这种恐惧症的形成，除了上述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背景之外，还有“良知”的国有化这个因素。

当时在大陆，笔者发现一个倾向：因为“锁国”日久，许多人对外界有很大的好奇心，碰到从外界来的人都会问长问短，然而，十个之中有九个都只是关心外面的物质生活，例如：你个人收入如何？当了教授收入又如何？生活指数，一般生活条件，等等。既然所有外国人都被问及这些问题，因此他们将之视为中国人的习惯。

一位从事中国研究、喜欢结交中国人的挪威女士告诉我：她认识的一个中国家庭，从大陆移民到美国之后，长期以来关注的只是买房子，购车子，搞物质生活，从来也不去参加在国内时不能参加的活动，也从不去阅读在国内未有机会接触的书籍。这个家庭也算是职业阶层出身，因此令她很惊异。其实，这只是两个不同文化的“深层结构”之间的不理解。该位女士是路德教背景出身，因此对“拯救”的定义是个体“灵魂”的扩张，亦即是使个人趋于完善。至于中国人的“拯救”方式，则是在这个世俗中“安身”。

在中国这个没有个体“灵魂”观念的文化中，个人所着眼的只是在社群照顾下之“安身”与“安心”，而且，不论是“身”或“心”，都希望能够找到最好的寄托。因此，最为皆大欢喜的安排莫如“安身美国”与“心怀祖国”同时进行。

中国文化中同一条“文法”规则，可以导致处处替别人着想，以及无微不至地照顾别人的倾向。然而，这种倾向也往往具有一个铜币的另一面，那就是对别人私生活的干涉，以及个性发展上的阻滞。这种倾向，在中国人长辈对小辈、上级对下级的关怀中，特别容易出现。对西方人来说，他们是宁愿不要这种“照顾”，也不要让他人的意志加在自己身上的。

事实上，一旦与周围的环境产生紧张关系，中国人的神经就会变得很脆弱。因此，常出现下列场景：如有人因遭到不平的待遇起而抗争，或对现状不满发几句牢*，他身边的人——那些在平时攻击性发挥不出来者——就会借此场合发挥出攻击性，不过却是不约而同地对准该人，制止他继续引起大家的焦虑。

笔者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就读时，有一次，一位国学大师从香港前来演讲，事后历史系主任纠合系上出席的人一起陪他去吃饭，是他本人掏腰包的，不是正式的公宴。不料，事后，一位没有来听演讲、自然也没有被邀请去吃饭的教授闻讯大怒，说该国学大师是自己老师，系主任不邀请他乃故意排挤他云云。系主任向他道歉，但他仍没完没了，要系主任写悔过书。这非但很不公道，也是令人失尊严的要求，系主任觉得很难做，但系上两位乡愿式教授却出来打圆场，说好说歹地劝系主任“大人有大量”。结果，悔过书写是写了，闹事的一方意犹未足，在书背后批了几句侮辱性字句，丢了回来。那两位乡愿又来将系主任按下去，叫他好歹再顺从对方一次。在这段期间，有人看到系主任在办公室内暗自流泪。过几天，他在马路上行走时心神恍惚，被车子撞死了。

一个“宠坏了”的人格，提出无底洞式的要求，本来应该是自“外”于人类团体的，本应不理睬就对。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正因为这个熟人如今完全站到了“外”面去，已全不讲理，引起大家的焦虑而又不敢碰他；为了重建“和合”，大家就会向比较容易说话容易欺负的一方施压力，叫他屈就。换言之，就是毫无原则，把垃圾只倒在较无抵抗力者的门前。

70年代一个在美东的由台湾人士组成的小圈子内，其中的老大将另一人之妻子玩了，肚子搞大后，又把她丢还给她先生，还说漂亮话：“不要因为我破坏了你们的关系！”该先生苦不堪言，圈内人也把他按住，说不要传丑闻。结果，反而是被同一运动中不属该圈子的另一台湾人士把事情揭开了。过了几年，笔者将事件原原本本说给一位搞运动的香港人听——后者对台湾此间人事是颇隔膜的，也说不上同情哪一方——却得到如下的反应：“他（指把事情揭穿者）不应该！”

这个事件固然反映出该小圈子人在老大哥面前的奴性，但老大哥犯规，破坏了“和合”，已使他站到了“外”面去。但在中国人眼中，受害者如果找他算账的话，却不会被理解为“讨个公道”，反而会被认为是再去破坏一次“和合”。既然前次已无法弥补，于是大家就将这一次的压下去。而好欺负的、好说话的，乃属“自己人”之特征。至于那位运动中香港人的反应，则说明没有原则的中国人的唯一原则——那就是“不要生事！”

作者|张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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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东北，靠俄罗斯还是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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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东北的力量，到底在哪里？

“东北振兴”的口号，喊了20年却愈发尴尬，甚至成了一种揶揄。

就像前几天召开的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一众学者和领导跑到了海南去开。原来振兴东北的神秘力量在海南啊，不愧是东北人的“第二故乡”。

然而，随着中俄关系走入历史最高水平，夹在中间的东北再一次成了双方的掌上明珠。

三大变化悄然发生：

“东北-远东”合作，这个出现几年的老词，却被第一次写入了中俄两国的联合声明；

中国连续13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俄罗斯则从2020年的第十位跃升至中国对外贸易伙伴国的第四位；

中俄免签再度放开，两地百姓开启买买买吃吃吃逛逛逛的串门模式。

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下，或许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东北人把握未来的力量，只能掌握在自己手里。

一、东北再度爆火

中俄双语招牌，人均翻译专家，到处都是洋面孔。

连学俄语的都感叹：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我们头上了。

随着9月底中俄旅游团组跨境免签政策的重启，中俄边境城市再现人潮汹涌。

视体重为无物，视美食为全部的俄罗斯人，涌进黑龙江省的黑河，在早餐摊前狂炫豆腐脑包子，让这座还没来得及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小城，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国际化“大早市”。

网友感叹：俄罗斯人都吃上了东北的早饭，我还没吃上。

别说中国网友羡慕了，就连在韩国的朋友也坐不住了：想买帝王蟹、肉制品、蜂蜜……

毕竟韩国的猪肉都卖75元一斤了，更别提牛肉曾冲到20万韩元一公斤，合人民币超500元一斤……

一些人还打起了“进货”的主意，空箱子来，满箱而归，衣服、鞋子、蔬菜甚至是锅碗瓢盆小百货，受到俄罗斯人热捧。 

四大国粹之一的中医，也诊了一把洋人的脉。

看到一拥而入的人潮，国内的单身小姐姐也决定借此冲一把：冬天要去黑龙江找个俄罗斯男朋友。

甚至还有人的念头太“刑”了：搞一个油罐车去俄罗斯加油。正在为先加油还是先买牛肉吵得热火朝天……  

热心网友回复：最好在油罐车里塞几个熊掌，反正都是“刑”。

在此温馨提示：免签，不是叫你走私。

但中俄贸易，确实有了大变化。

中俄双边贸易额这两年一路飙升，从2020年的1077亿美元到2021年高涨至1468亿美元，2022年又狂飙至1902亿美元，今年更是有望突破2000亿美元。双方还提出，到2024年之前双边贸易额要达到2500亿美元。  

目前，俄罗斯已经超过澳大利亚跃升至中国主要对外贸易伙伴国家的第四位。而在2020年，俄罗斯还只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

海关总署2023年9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

中俄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给东北的出口和经济加满了油。

今年前三季度，东北三省对俄罗斯贸易额都同比大增。辽宁最猛，出口增长41%，进口增长102.5%；黑龙江对俄出口则增长了83%。吉林则是前三季度对俄贸易额同比增长了76%。

GDP增速方面，辽宁、吉林跑得飞快，连续三个季度增速都高于全国水平。

作为和俄罗斯边境线最长，曾备受宠爱的“共和国长子”，东北的突围之路，来了吗？

二、历史性机遇

谈起东北，这个拥有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亿多人口的地区，人们的情绪总是复杂的。

这里曾风光无限。它是抗美援朝的大后方、共和国的装备部，新中国的第一架飞机、第一辆汽车、第一吨特钢、第一吨铝、第一艘万吨巨轮，均来自于此。就连空气中的工业气息，都散发着钱的味道，别提多风光。

在“一五”时期规划的156个重大项目中，落户东北的便有54个。大批国家重点发展的重工业部门，如钢铁、汽车、机械制造、化工、电力、军工等聚集于此，直接让东北成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

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东北大量国企出现困境，经济效益下滑，生产举步维艰，大批职工面临下岗，失业恐惧笼罩。

安土重迁的他们，带着愤懑、无奈、沮丧，离开这片黑土地。灰色，成了许多描画东北的影视创作的基调。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人口10年减少了1100万人，除长春、沈阳、大连外，其他主要城市人口均出现明显萎缩，绥化、齐齐哈尔、通化等城市人口流失均在百万以上。  

一句“回不去的东北，停不下的流浪”，道不尽游子在外的苦楚。

但转折，或许就在当下。

今年9月，高层提到：推动东北全面振兴面临新的重大机遇。新的重大机遇，一个指向便是中俄的全面合作。

当前，俄乌冲突僵持不下，“三面”楚歌的俄罗斯，迫切需要向东靠拢。就像驻叶卡捷琳堡总领事崔少纯所说：当前中俄关系正处在历史最高水平。这不仅体现在贸易的繁荣上，还在生活中处处闪烁着光芒。

就连曾全民学日语的大连，对外贸易都出现了“俄进日退”。2022年，大连对日本的进出口出现了2.6%的负增长。同期大连对俄罗斯的进出口增速却高达59.5%。  

黑土地迎来越来越多的“垦荒者”——俄资企业快速入驻东北，仅在辽宁，今年前9个月，俄罗斯就在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0家，同比增长700%。

辽宁的机电产品、氧化铝、陶瓷产品、纺织服装等也加快出中进俄，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在俄投资建厂。

黑龙江则抓住自身优势，与俄展开农业、林业、矿产、油气、跨境电商合作。

例如在俄罗斯排名第二的电商Ozon，目前90%的进口商品都来自中国。

如今，哈尔滨、绥芬河的跨境电商园，最不缺的就是打包时候贴胶带的声音，还有货车出发时候的发动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商品，从黑龙江的物流中心集中处理，向北出发。仅去年一年，Ozon就从中国引入了3800万个SKU，带动4万个中国商家。

甚至莫斯科当地也搞起了“百亿卢布”流量补贴推广，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是请俄罗斯兄弟“砍一刀”。

最没存在感的吉林，更是重新拥有了海参崴这一出海口，瞬间完成逆袭。

1860年，一纸《中俄北京条约》，让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域都被割让给俄罗斯帝国，随后海参崴也被改称为现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统治东方”，并一举发展为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

失去海参崴后，吉林的粮食、煤炭、木材要想运到东南沿海地区，都必须先绕道千里之外的辽宁港口，再走水路。两百公里外的海参崴，就是用不了。

但今年5月，中国海关总署宣布，从6月开始，吉林省可以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作为境外中转港口。整整163年，时代再一次调转了方向。

从三省与俄合作的动作来看，可谓谁也不敢松懈。毕竟谁也不会和钱过不去。

但站在更为长远的角度看，双方在交通基建、能源和粮食上的合作机遇同样在增多。而这些也是中国越来越看重的领域。

黑龙江作为边疆大省，是我国与俄罗斯边境线最长的省份，长达3038公里，与俄罗斯有着最多的边境口岸。于是，中俄联合声明提到，释放两国过境运输潜能，优先解决瓶颈，分步骤分阶段完善中俄边境基础设施特别是重点口岸建设，提升通关和查验效率。

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能源基地和进口能源通道，在石油化工、煤化工方面技术实力雄厚，且有着关乎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地位。声明提到，巩固全方位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强能源技术、设备等领域合作……加强协调，在市场化原则基础上发展冶金、化肥、化工产品等大宗商品及矿产资源领域长期互惠供应合作。

东北还是十多亿国人的大粮仓，粮食产量占全国1/4，商品粮占全国1/3，调出量占全国40%，实实在在地端起了中国人的饭碗。而粮食安全对中俄当前的意义，无需多言。   

而且东北的产品，有着很强的对欧美国家产品的替代效应。根据德邦证券的报告，在俄罗斯进口中，我国的化工、运输设备、塑料橡胶三类产品的替代效应最为显著。

前两者东北的优势不必再说，后者则与汽车行业的生产布*密不可分。而新中国汽车工业的起步，便在吉林。

今年10月，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提到：牢牢把握中俄“东北－远东”地区互利合作重大机遇，支持中国一汽、中车长客等重点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推动省外贸规模持续壮大、质效同步提升。

在一份俄罗斯公布的推荐官员购买的汽车清单中，竟无一西方品牌，只有中俄。

此种情谊，仿佛再回蜜月期。  

三、信心

今天，也许就是东北地区距离逆风大翻身、焕发第二春的历史机遇最近的时候。

但能让东北振兴的，真的是俄罗斯吗？

俗语云：人不自救，孰能救之？靠别人，永远没有靠自己来得实在。关键在于重振人的信心。

如果连自己人都不愿意留下来的城市，那绝对是没有希望的城市。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率，高度人口流失，甚至有网友调侃：全国都能见到东北人，除了东北。就像东北炒房团全国各地跑，却唯独炒不起东北的房价，还直接让东北成为房价洼地，不对，是谷底。正如地产行业广为流传的“短期看金融，中期看土地，长期看人口”。人，才是未来趋势的指向标。

只有让这片土地上的人对未来有信心了，他们才能心甘情愿扎根于此，毕竟谁不爱自己生长的土地呢？

所以，宏观上的历史机遇到底能帮助东北变化多少、持续多久，仍然需要时间来回答。

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应当成为东北人再一次向全国展示自己的机会，一次撕掉标签、重新出发的机会。

这片土地上的主政者们，应该让人看到向未来进发的决心。

参考资料：

谢伟：苏联专家与东北工业的恢复和发展(1949—1953)

金角财经：俄罗斯全力向东看，大连将再度引领东北振兴？

新闻联播：时政微观察丨东北全面振兴的“天时地利人和”

央视新闻：再开东北振兴座谈会，这些关键词引人关注

环球网：俄罗斯公布推荐清单，“全都是中俄品牌”   

君莫愁：中俄经济联系加深，东北的机遇来了！

德邦证券：从替代效应看对俄贸易拉动全年多少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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