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00元的港币值钱吗(港币500元有几个版本?)
港币500元有几个版本?
因为港币有三家发钞银行分别发行,所以同一时期同一面值的港币会有三种版本。不过,三家银行发钞数量比例是不一样的,汇丰发行的最多,渣打银行次之,中银香港的发行量最少,这个发行比例是由香港金融管理*制定的。
1987年的5元港币值多少钱?
5元人民币(银行不收)
原油市场货币战争开打?(锅里的肉没了,大家已顾不上吃相)
原油市场货币战争开打?
日本突然负利率震惊全球!
(锅里的肉没了,大家已顾不上吃相)
1月29日,从日本传来一个重大消息:日本宣布实施负利率!
据报道,在议息会议上,基准利率降至负0.1%的决议以5:4的票数通过。与此同时,日本央行还宣布,维持年增80万亿日元基础货币的计划,预计2017财年才能实现2%通胀目标。将审视风险,如有必要采取额外的举措,比如进一步降息。
日本央行
虎!虎!虎!日本意外宣布负利率,国家级竞争正式开打!
日本是一个从不担负大国责任的大国,昨天出人意料的率先宣布负利率,打响国际货币战争第一枪。日本此举将加强美元指数的提振,使得资本加快从新兴市场外逃,加深通缩。
如今这世道,谁先出招谁占优势!
就在今天的利率决议会议上,黑田东彦出人意料地向货币市场投了一枚『核弹』:
日本央行宣布,从2月16日开始实施负利率。此外,QQE(质化及量化宽松)也将尽快实施。
之所以说是『出人意料』,原因在于大家虽有此预期,但没料到日本会率先出招。例如此前彭博对42位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仅有6人预计日本央行今日加大刺激力度。
之所以说是『核弹』,看看货币和股票市场的反应就知道了:日本央行发布刺激政策后,日本股市大幅上涨,日经指数最新涨3.3%,至17600点。
所谓『负利率』,其实是对经常账户采用的三层利率体系,包括正利率、零利率和负利率:
正利率适用于银行的现有余额;
零利率适用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
负利率适用于超额准备金账户。
新政策下,金融机构存放在央行处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利率将从现行的0.1%下调至-0.1%。也就是说,这些金融机构要是再不把钱贷出去,就得向日本央行交钱了。
这种利率结构类似欧洲央行。2014年6月,欧洲央行成为了第一家步入负利率的主要央行,以继续履行其『通过设定通胀率接近却低于2%的目标,在中期保证物价的稳定』的使命。欧洲央行手里的牌有三张:对银行的隔夜借款工具,主要再融资利率,以及央行存款工具。其中,主要再融资利率是银行常规性向欧洲央行借钱支付的利率,而央行存款利率则是银行把资金存放在央行获得的利率。这三项利率均被下调后,降低了储蓄的吸引力,从而鼓励人们花钱或投资。
负利率这招对黑田东彦来说也是无奈之举——通胀率接近零点,股市出现抛售,工资上涨收到抑制,日元走强。其中,在不到一年,日本央行已第三次推迟其实现2%通胀目标的时间,预计要到2016财年下半年才能实现。要知道,安倍经济学成功的重要标准就是通胀目标的实现。
在此之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曾强烈暗示,欧央行3月可能会加大宽松刺激,以应对经济放缓和油价下跌所导致的持续低通胀。而加拿大央行则发布利率政策声明称,继续维持0.5%的基准利率不变。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曾提到,当前全球共同面临的麻烦是总需求下降。锅里肉快没了,大家也顾不上吃相了,汇率战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
摆在黑田东彦面前的任务很明确:1、放水刺激国内经济;2、贬值去抢国际市场。
关于前者,已执行近三年:
早在2013年4月,日本央行便开始实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一直以每年60万亿至70万亿日元的规模购买金融资产;
一年半之后,也就是2014年10月31日,日本央行突然宣布将宽松的规模扩大到80万亿;
到了2015年12月18日,日本央行决定扩大所购买资产类型,目标包括长期公债,并增加对风险资产的购买。
可以看出,为了拉动国内经济,黑田东彦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关于后者,2012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启动史无前例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以来,日元对美元已出现大幅贬值,从80多一路贬至120。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中日欧美四国共同面对的是萎缩的全球需求。在复杂残酷的存量博弈中,作为前丰田全球高管的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深知,在四国金融战中的突出优势就是政经一体,民族单一,**和民族的凝聚力都能扛过经济波动。因此,他才会近于疯狂地将日本的金融的未来绑上了制造业战车,货币贬值为矛,产业为盾,抓住货币战争中的存活机会。
适者生存
逼人民币挺住,然后日元逃跑了!
问题来了:第一,日本这样玩,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将带来什么影响?第二,为什么美国和欧洲允许日元贬值,而不允许人民币继续贬值?
先看第一个问题。日元贬值,当然对日本经济构成刺激,有利于其继续复苏。事实上,在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下,日本经济近期已经有了某些向好的迹象,只是基础非常不稳定。
日本经济好了,对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当然有促进作用,毕竟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但另一方面,如果其他国际汇率保持稳定,则日本在出口上肯定会占便宜。比如中国商品在跟日本商品竞争的时候,竞争力就会下降。所以,日元贬值虽然短期会刺激中国股市,但长期对中国经济有不利的一面,这一点不容忽视。
此外,我们可以看出,在汇率问题上美国日本和欧洲,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了双重标准。很多小国,比如阿根廷、阿塞拜疆汇率腰斩,他们采取了放任态度。对于日元和欧元的贬值,大家也好说好商量。
前两天,德意志银行还建议主要经济体,通过签署新的“广场协议”以支撑人民币汇率,并遏制美元升值。
图片说明:最近3年来人民币对日元汇率走势,上升代表日元贬值。可以看出日元贬值了很多,人民币只是在近期才出现了轻微的贬值。
总之,一句话:在全球经济风高浪急的时刻,日本能做的事情、欧洲能做的事情,中国不能做。中国还是要像在2009年金融危机最深重的时候一样,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虽然从国内改革的潜力、市场的潜力上看,中国的确远比欧洲、日本大,前景也远比他们光明。从中国的长远发展考虑,或者说从战略角度看,深化改革、增加家庭收入、启动内需、增加中国制造的附加值,都是我们应该走的路。但短期来看,或者说当前战术上,中国也需要让高估的汇率通过市场得到矫正。
美日欧不准人民币汇率回归市场真实价格,应该说是霸道的,也是将难题踢给别人的自私做法!
我们看到,近期人民币汇率保持了稳定,为此央行放弃了降准降息,只能通过频繁的逆回购、SLO、MLF等中短期工具增加市场流动性,这也是近期中国股市承压的一大原因。
所以,未来中国的汇率政策应该主要从国内经济的需要出发,不能只考虑美日欧的压力。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在2016年9月30日之后顺利纳入SDR货币篮子固然重要,但如果真的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该放弃、该推迟的也要敢于放弃和推迟。
危机下的巧取豪夺,香港四大超级富豪的抄底暴富路径
过去几十年,香港遭遇多次重大金融或经济危机。每一次危机发生,几乎都是人人自危,惶恐不安,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惊心动魄甚至哀鸿遍野中,不少人倾家荡产,甚至丢掉性命。但也有少数人,几乎每次危机都在逆势而行,甚至踏着献血前进,并在雨过天晴之后成为事业与财富大赢家。
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当属都已超过80高龄,经历了所有大风大浪,但至今依然傲立于世界舞台和财富巅峰的以下四大超级富豪。
李嘉诚的发家史,几乎就是一部抄底爆发史。
1965年香港发生金融危机,一时间人人自危,房市一落千丈。紧接着,内地“文革”也波及香港,促使反英大暴动,令雪上加霜,不少房产公司关门破产。
已通过塑胶花生意完成原始积累的李嘉诚,则在此间趁低收购大量地皮和旧楼。此后两三年,在港英**的强势介入下,香港经济复苏,房地产市场恢复,李嘉诚之前收购的地产价值倍增,并由此在地产业显山露水。
1973年,**战争和石油危机拖累全球经济,李嘉诚如法炮制,大买资产,并在后来的复苏中再次暴富,成功跻身亿级富豪行列。
也就在这一时期,被危机拖累的和记黄埔因为连续巨亏被汇丰银行注资控股。尝到抄底甜头并与汇丰交好的李嘉诚,同时还干成一桩震惊西方世界的大买卖:以低于市价一半且只需暂付20%现金的超级待遇,“抄底”和记黄埔39.6%的股权,并坐上其董事***大位。成为第一个拿下香港英资大企业的本地企业家,为其后来成为香港首富走出关键一步棋。
1986年到1987年,国际油价暴跌至每桶15美元以下,甚至逼近10美元。李嘉诚再次重手抄底,到1991年已拿下加拿大石油巨头赫斯基能源95%的股权。2000年8月28日,李嘉诚将赫斯基重新在多伦多证交所上市,并一路享受着随后石油价格持续上涨的盛宴。此交易也被称为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投资之一。
1997年,香港回归前,*势动荡,不少港资、台资、英资纷纷撤离。李嘉诚再次大手笔接盘跑路者的资产,赚到盆满钵盈,并于1998年问鼎香港也是亚洲首富。
2008年金融海啸后,欧洲经济陷入低迷。李嘉诚又持续从亚洲市场的高点套现转而抄底欧洲。如今,他旗下的公司已控制英国天然气近三成市场、电力分销四分之一市场和供水约5%的市场,累计在英国投资接近4000亿港元,并因此被夸张地评论为买下了英国。
而就在他抄完之后,中国企业家们跟上去了。
2014年的亚洲第二富豪吕志和,也是屡在沧海横流中彰显英雄本色的企业家。他不但喜欢在低谷时期大手笔投资,而且善于寻找价值洼地,抄眼光不同的大底。
1977年,预期香港酒店业即将爆发的吕志和,斥资6,800万港币在尖东买下一片被众人看成烂地的土地,计划建设一座五星级酒店。
他的这一做法几乎被所有人质疑,汇丰银行甚至连贷款都不敢给他。但众人看到尖东当时的荒凉,他却看到尖东未来的繁荣,力排众议将计划变成了现实。
1981年,吕志和的酒店成功开业。从海傍工地到投入运营,这座酒店的总成本约为四亿港币,但开业后每年的纯利就高达接近一亿港币的规模。在他赚回几个本钱后,还有人出价70亿港币收购酒店及连带的地皮。
1990年代,受海湾战争拖累,美国酒店业陷入大低迷,众多高档酒店的经营难以为继,已经练出一身酒店经营本领的吕志和在众人恐惧中贪婪,接连收购多家高档星级酒店。
到1997年时,他就已在美国全资拥有17家酒店,超过4,000间客房,并被评为美国第十二大酒店业主,赢得“酒店大亨”的美名。
2002年,澳门经济持续不振,决定开放博彩业。吕志和再次于低迷中看到灿烂前景,带着几十年的酒店旅游经营经验,经过激烈竞逐成为澳门博彩持牌经营者,并在此后的巨大危机中演绎一出后来居上的精彩大戏。
2008年,金融海啸让参与澳门多家博彩娱乐企业陷入停工乃至破产边缘。吕志和凭借良好信用及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成为金融海啸后第一个拿到百亿级贷款的人,以有生以来最大的举债向成为澳门经济的新领导者发起挑战。
2011年5月,吕志和成功推出了占地面积55万平米的澳门银河综合度假城首期项目,让旗下银河娱乐的业务运营规模在澳门博彩业一举站上前列,后来居上。
此后,弯道超车的银河娱乐一路向前,并于2013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博彩公司,吕志和也在此后成为华人第二,也是亚洲第二富豪。
吕志和同样也是香港地产的危机入市和成功抄底者。1997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吕志和是率先向**申请土地的地产商,并先后投得多块优质地皮。2003年,香港楼市与地价因SARS再次陷入低迷,吕志和同样率先在观望中主动出击,以低价在此间获得大量土地储备。
出身顺德,6岁学习生意,12岁做掌柜,汶川地震中捐款超过6亿人民币的李兆基,1995年、1996年、1997年连续三次被《福布斯》评估为亚洲首富、华人首富,并两次高居全球第四,也是华人在世界财富排名中的最高位。
李兆基的爆发同样得益于多次成功抄底。在李嘉诚进入地产之前,李兆基就已看到香港人口急增,工商业开始发达带来的地产机会。
1963年,李兆基与郭得胜、冯景禧三人合作闯入地产业,成立“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成为香港地产的三剑客。后来,三剑客分家,李兆基独立成立了永泰建业有限公司继续地产经营,并于1972年11月6日将其上市。
1973年4月,香港股市骤然疯狂下泻,地产市场随之暗淡。李兆基却认定这是收购土地的黄金时期,于当年7月成立恒基兆业并借壳永泰上市,猛踩油门加大地产发展。在纷纷看淡市场的人人自危中,他在公司刊物发文写道:
香港为世界贸易之枢纽,亦为国际金融中心,向属工商重镇,旅游购物胜地,万商云集,人口荟萃,加上战后人口急剧膨胀,市区可供发展土地日形短缺,地产业将必璀璨,楼宇价格,长远着眼,应予看好。
凭着这种远见和信心,李兆基抓住了许多天大的机会。代表性案例之一是,1976年他联合好友郑裕彤、李嘉诚以及郭得胜,以2060万元港币投得沙田第一城项目。到1997年时,该项目已总价值超过400亿元港币,其投资回报超过1000倍。
1983年和1984年,香港因主权交接问题导致经济萧条,许多地产公司冷冷清清,李兆基继续坚定信心,大肆抄底地皮,并在之后以从速购地、从速建楼、从速出售的模式,带领恒基兆业犹如工业造楼机器般火速崛起。
依靠在低迷时期收购的大量地皮,进入90年代,恒基兆业更进一步狂飙猛进。1990年到1996年,恒基兆业的年营收由40亿港币升至153亿港币;税前年盈利由24亿港币升至108亿港币;总资产则由146亿港币升至787亿港币;市值更由1990年的136亿港币跳升到1996年的1325亿港币。
长期在香港富豪榜列第三、四位的郑裕彤,把周大福从一个小金店做成全球最大珠宝上市公司,同时也把旗下的新世界做成香港地产的四大天王之一。
素有“鲨胆彤”之称的郑裕彤,被认为有鲨鱼一样的敏锐及强悍。他喜欢做大项目,认为做生意都有赌博的成分,而在危机中下注,则是最有机会赢,也能赢得大的唯一办法。
1960年代末香港富人抛售土地、楼宇的浪潮中,郑裕彤也是勇敢的接盘侠,并接替那些土地和楼宇的老东家,成为财富的新主人。
1970年,郑裕彤依靠此前收购的地皮、楼宇,成立了新世界发展公司,并于1972年将其在港交所上市。之后,他在外界并不看好的质疑声中,将一片凄凉的码头旧地开发成了拥有两家豪华酒店(新世界、丽晶)、几十万英尺购物中心、数千个商业单位、办公楼和豪华住宅的新世界中心。30多年后,丽晶酒店的营业总额依然高居世界十大酒店之列,新世界中心也仍是尖沙嘴的招牌建筑。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签署,撒切尔夫人第二次在人民大会堂前崴脚。不少香港人以为世界末日来临,纷纷撤资海外。郑裕彤则在第二年发起一项庞大计划,与香港贸易发展*合作兴建香港展览中心。
后来,香港展览中心被评为“全球10大最佳”工程之一,并在1997年7月1日成为香港回归祖国庆典的主场地。到今天,香港展览中心依然是香港最成功及显著的地标物业。
很多人可能会说,四大富豪之所以能如此抄底成功,是因为胆大。这是个错误的认识。
事实上,他们都是非常谨慎的企业家。在别人“胆小如鼠”时“胆大妄为”的他们,在别人胆大妄为时,统统都是“胆小鬼”。大多数人都怕低不怕高,敢于大胆追涨杀跌,而他们则是怕高不怕低,只敢追跌杀涨。
当行情涨到擦皮鞋的都信心满满时,他们往往是率先认怂出*的人。所以,你看到李嘉诚成了所谓的“跑路人”(现在,知道人家的厉害了吧)。郑裕彤也同样胆小,恐高。2015年12月,他先后以总价339亿元将其在内地8个城市的9个项目出售给恒大,规模几乎占到新世界内地地产业务的一半。
如果要讲胆大。真正胆大的是从他们手中高位接盘的人,比如从郑裕彤手中接盘的许家印。正如在股票市场,真正胆大的不是敢在2700点进场的人,而是敢在5000点时为10000点梦想融资配资跑步进场的人。
绝对不做输不起的生意,是这四大富豪一致的特征。这也是他们能够跨越不同时代,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获得持续成功的关键。
比如李嘉诚,他说自己90%的时候都是在思考失败,而不是成功。他经常在脑海中放的电影是,假如自己要倒大霉,旗下某个业务遇到风浪,会坏到什么程度,然后一遍遍检讨漏洞并做迎接最坏结果的准备。
吕志和更将稳中求进作为最大的经营原则。即使内心有十拿九稳的把握,他也会留有充裕的余地,理由是:“口袋里始终要有一大笔钱,即使突然一个大浪打来,手中也还有条大缆,有资格再来第二回。”几十年走下来,他有句发自肺腑的感言:天大的挑战来了你还站得住,比天大的机会让你站得高更重要。
在吕志和看来,企业经营要追求“一万”,但防止“万一”比追求“一万”更重要。他说,“即使慢点也不成问题,我可以慢慢来,但绝对不能元气大伤,甚至全军覆没。”了解他作风的大女儿吕慧瑜则补充:“人家说让一件事情牢靠,是要打个钉子进去。我父亲是打进去的钉子上,还要再加一个倒钩。”
也正是这种即使抄底也不拿身家性命去博,而一到群情兴奋就逢高出*,套现进口袋的保守策略,让这些高位出*口袋鼓鼓的超级富豪们能在危机爆发底部到来时闪亮登场,并以救世主身份上演一场场巧取豪夺的盛宴。
我曾向郑裕彤求教,为何他敢于在危机重重中屡出重拳加大投资。
他的回答简单而坚定:第一,对改革开放以后的d和国家始终有坚定的信心;第二,做每一件事都是从长远眼光去看,要赚大钱而不是赚快钱;第三,只有危机时,才会有人愿意用很低的价格甚至赔本卖给你,让你捡到大便宜。
喜欢熊市,拥抱危机,也是我所见过的成功企业家们共同的特征。与在牛市忙得不亦乐乎的普通人不同,他们最繁忙的时候却是危机爆发的时候。当他们看好一个事业,他们最期待的,却是能够来点刺激的,不好的,让普通人退场的,这样他们才有低成本入市的机会。
“以香港会展中心为例,别人说我很大胆,其实我已经看透了,中国一定要收回香港,香港和内地一定会经济腾飞。”郑裕彤说,“土地一定是越来越值钱的,除非人类不再需要土地。既然这样,经济好的时候,1000万都有人争着买的地,你现在500万就能买,有什么不敢买的呢。经济总会又好起来的。”
郑裕彤的回答,可谓是这四位超级富豪共同的心声。如果要我在这些之中找出一个重点特别与读者们分享,我会强调:“从长远眼光去看,要赚大钱而不是赚快钱”这件事。之所以强调这个,是因为当下的*面中,每天都有各种各样对未来一周,一月,一年的神预测。我认为读者们应该对此保持相当的警惕。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还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大危机。但我们不妨去假设一下香港在这些故事中的场面,并顺此思考思考,如果真有危机来了,我们该如何借鉴或学习。
我想,在香港上述每一轮经济危机发生时,也一定都会有各种所谓的专家、学者不断跑出来,从这个角度,那个侧面发表各种各样对未来一周,一月,一年的预测。但这些超级富豪们,显然无一例外地,放弃了对短期的精确预测,而是凭借对香港和内地终会经济大发展的坚定信念,进行了放眼长远地大胆的布*。
而最终,那些一周,一月,一年的预言不一定应验,但他们对香港和内地终会繁荣兴旺的长远预见,毫无疑问地,都绝对地正确了。
如果您是一位创业者、企业家,或者投资者,如果说现在就是危机时刻,您是要预言并且操作未来的一周,一月,一年?还是像他们那样,对d和国家始终有坚定的信心,并以长远眼光去看?这是个值得深思的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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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下的巧取豪夺,香港四大超级富豪的抄底暴富路径
聚焦标杆与热点、解构趋势与韬略
文〡华商名人堂主编 毕亚军
过去几十年,香港遭遇多次重大金融或经济危机。每一次危机发生,几乎都是人人自危,惶恐不安,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惊心动魄甚至哀鸿遍野中,不少人倾家荡产,甚至丢掉性命。但也有少数人,几乎每次危机都在逆势而行,甚至踏着献血前进,并在雨过天晴之后成为事业与财富大赢家。
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当属都已超过80高龄,经历了所有大风大浪,但至今依然傲立于世界舞台和财富巅峰的以下四大超级富豪。
李嘉诚的发家史,几乎就是一部抄底爆发史。
1965年香港发生金融危机,一时间人人自危,房市一落千丈。紧接着,内地“文革”也波及香港,促使反英大暴动,令雪上加霜,不少房产公司关门破产。
已通过塑胶花生意完成原始积累的李嘉诚,则在此间趁低收购大量地皮和旧楼。此后两三年,在港英**的强势介入下,香港经济复苏,房地产市场恢复,李嘉诚之前收购的地产价值倍增,并由此在地产业显山露水。
1973年,**战争和石油危机拖累全球经济,李嘉诚如法炮制,大买资产,并在后来的复苏中再次暴富,成功跻身亿级富豪行列。
也就在这一时期,被危机拖累的和记黄埔因为连续巨亏被汇丰银行注资控股。尝到抄底甜头并与汇丰交好的李嘉诚,同时还干成一桩震惊西方世界的大买卖:以低于市价一半且只需暂付20%现金的超级待遇,“抄底”和记黄埔39.6%的股权,并坐上其董事***大位。成为第一个拿下香港英资大企业的本地企业家,为其后来成为香港首富走出关键一步棋。
1986年到1987年,国际油价暴跌至每桶15美元以下,甚至逼近10美元。李嘉诚再次重手抄底,到1991年已拿下加拿大石油巨头赫斯基能源95%的股权。2000年8月28日,李嘉诚将赫斯基重新在多伦多证交所上市,并一路享受着随后石油价格持续上涨的盛宴。此交易也被称为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投资之一。
1997年,香港回归前,*势动荡,不少港资、台资、英资纷纷撤离。李嘉诚再次大手笔接盘跑路者的资产,赚到盆满钵盈,并于1998年问鼎香港也是亚洲首富。
2008年金融海啸后,欧洲经济陷入低迷。李嘉诚又持续从亚洲市场的高点套现转而抄底欧洲。如今,他旗下的公司已控制英国天然气近三成市场、电力分销四分之一市场和供水约5%的市场,累计在英国投资接近4000亿港元,并因此被夸张地评论为买下了英国。
而就在他抄完之后,中国企业家们跟上去了。
2014年的亚洲第二富豪吕志和,也是屡在沧海横流中彰显英雄本色的企业家。他不但喜欢在低谷时期大手笔投资,而且善于寻找价值洼地,抄眼光不同的大底。
1977年,预期香港酒店业即将爆发的吕志和,斥资6,800万港币在尖东买下一片被众人看成烂地的土地,计划建设一座五星级酒店。
他的这一做法几乎被所有人质疑,汇丰银行甚至连贷款都不敢给他。但众人看到尖东当时的荒凉,他却看到尖东未来的繁荣,力排众议将计划变成了现实。
1981年,吕志和的酒店成功开业。从海傍工地到投入运营,这座酒店的总成本约为四亿港币,但开业后每年的纯利就高达接近一亿港币的规模。在他赚回几个本钱后,还有人出价70亿港币收购酒店及连带的地皮。
1990年代,受海湾战争拖累,美国酒店业陷入大低迷,众多高档酒店的经营难以为继,已经练出一身酒店经营本领的吕志和在众人恐惧中贪婪,接连收购多家高档星级酒店。
到1997年时,他就已在美国全资拥有17家酒店,超过4,000间客房,并被评为美国第十二大酒店业主,赢得“酒店大亨”的美名。
2002年,澳门经济持续不振,决定开放博彩业。吕志和再次于低迷中看到灿烂前景,带着几十年的酒店旅游经营经验,经过激烈竞逐成为澳门博彩持牌经营者,并在此后的巨大危机中演绎一出后来居上的精彩大戏。
2008年,金融海啸让参与澳门多家博彩娱乐企业陷入停工乃至破产边缘。吕志和凭借良好信用及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成为金融海啸后第一个拿到百亿级贷款的人,以有生以来最大的举债向成为澳门经济的新领导者发起挑战。
2011年5月,吕志和成功推出了占地面积55万平米的澳门银河综合度假城首期项目,让旗下银河娱乐的业务运营规模在澳门博彩业一举站上前列,后来居上。
此后,弯道超车的银河娱乐一路向前,并于2013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博彩公司,吕志和也在此后成为华人第二,也是亚洲第二富豪。
吕志和同样也是香港地产的危机入市和成功抄底者。1997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吕志和是率先向**申请土地的地产商,并先后投得多块优质地皮。2003年,香港楼市与地价因SARS再次陷入低迷,吕志和同样率先在观望中主动出击,以低价在此间获得大量土地储备。
出身顺德,6岁学习生意,12岁做掌柜,汶川地震中捐款超过6亿人民币的李兆基,1995年、1996年、1997年连续三次被《福布斯》评估为亚洲首富、华人首富,并两次高居全球第四,也是华人在世界财富排名中的最高位。
李兆基的爆发同样得益于多次成功抄底。在李嘉诚进入地产之前,李兆基就已看到香港人口急增,工商业开始发达带来的地产机会。
1963年,李兆基与郭得胜、冯景禧三人合作闯入地产业,成立“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成为香港地产的三剑客。后来,三剑客分家,李兆基独立成立了永泰建业有限公司继续地产经营,并于1972年11月6日将其上市。
1973年4月,香港股市骤然疯狂下泻,地产市场随之暗淡。李兆基却认定这是收购土地的黄金时期,于当年7月成立恒基兆业并借壳永泰上市,猛踩油门加大地产发展。在纷纷看淡市场的人人自危中,他在公司刊物发文写道:
香港为世界贸易之枢纽,亦为国际金融中心,向属工商重镇,旅游购物胜地,万商云集,人口荟萃,加上战后人口急剧膨胀,市区可供发展土地日形短缺,地产业将必璀璨,楼宇价格,长远着眼,应予看好。
凭着这种远见和信心,李兆基抓住了许多天大的机会。代表性案例之一是,1976年他联合好友郑裕彤、李嘉诚以及郭得胜,以2060万元港币投得沙田第一城项目。到1997年时,该项目已总价值超过400亿元港币,其投资回报超过1000倍。
1983年和1984年,香港因主权交接问题导致经济萧条,许多地产公司冷冷清清,李兆基继续坚定信心,大肆抄底地皮,并在之后以从速购地、从速建楼、从速出售的模式,带领恒基兆业犹如工业造楼机器般火速崛起。
依靠在低迷时期收购的大量地皮,进入90年代,恒基兆业更进一步狂飙猛进。1990年到1996年,恒基兆业的年营收由40亿港币升至153亿港币;税前年盈利由24亿港币升至108亿港币;总资产则由146亿港币升至787亿港币;市值更由1990年的136亿港币跳升到1996年的1325亿港币。
长期在香港富豪榜列第三、四位的郑裕彤,把周大福从一个小金店做成全球最大珠宝上市公司,同时也把旗下的新世界做成香港地产的四大天王之一。
素有“鲨胆彤”之称的郑裕彤,被认为有鲨鱼一样的敏锐及强悍。他喜欢做大项目,认为做生意都有赌博的成分,而在危机中下注,则是最有机会赢,也能赢得大的唯一办法。
1960年代末香港富人抛售土地、楼宇的浪潮中,郑裕彤也是勇敢的接盘侠,并接替那些土地和楼宇的老东家,成为财富的新主人。
1970年,郑裕彤依靠此前收购的地皮、楼宇,成立了新世界发展公司,并于1972年将其在港交所上市。之后,他在外界并不看好的质疑声中,将一片凄凉的码头旧地开发成了拥有两家豪华酒店(新世界、丽晶)、几十万英尺购物中心、数千个商业单位、办公楼和豪华住宅的新世界中心。30多年后,丽晶酒店的营业总额依然高居世界十大酒店之列,新世界中心也仍是尖沙嘴的招牌建筑。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签署,撒切尔夫人第二次在人民大会堂前崴脚。不少香港人以为世界末日来临,纷纷撤资海外。郑裕彤则在第二年发起一项庞大计划,与香港贸易发展*合作兴建香港展览中心。
后来,香港展览中心被评为“全球10大最佳”工程之一,并在1997年7月1日成为香港回归祖国庆典的主场地。到今天,香港展览中心依然是香港最成功及显著的地标物业。
很多人可能会说,四大富豪之所以能如此抄底成功,是因为胆大。这是个错误的认识。
事实上,他们都是非常谨慎的企业家。在别人“胆小如鼠”时“胆大妄为”的他们,在别人胆大妄为时,统统都是“胆小鬼”。大多数人都怕低不怕高,敢于大胆追涨杀跌,而他们则是怕高不怕低,只敢追跌杀涨。
当行情涨到擦皮鞋的都信心满满时,他们往往是率先认怂出*的人。所以,你看到李嘉诚成了所谓的“跑路人”(现在,知道人家的厉害了吧)。郑裕彤也同样胆小,恐高。2015年12月,他先后以总价339亿元将其在内地8个城市的9个项目出售给恒大,规模几乎占到新世界内地地产业务的一半。
如果要讲胆大。真正胆大的是从他们手中高位接盘的人,比如从郑裕彤手中接盘的许家印。正如在股票市场,真正胆大的不是敢在2700点进场的人,而是敢在5000点时为10000点梦想融资配资跑步进场的人。
绝对不做输不起的生意,是这四大富豪一致的特征。这也是他们能够跨越不同时代,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获得持续成功的关键。
比如李嘉诚,他说自己90%的时候都是在思考失败,而不是成功。他经常在脑海中放的电影是,假如自己要倒大霉,旗下某个业务遇到风浪,会坏到什么程度,然后一遍遍检讨漏洞并做迎接最坏结果的准备。
吕志和更将稳中求进作为最大的经营原则。即使内心有十拿九稳的把握,他也会留有充裕的余地,理由是:“口袋里始终要有一大笔钱,即使突然一个大浪打来,手中也还有条大缆,有资格再来第二回。”几十年走下来,他有句发自肺腑的感言:天大的挑战来了你还站得住,比天大的机会让你站得高更重要。
在吕志和看来,企业经营要追求“一万”,但防止“万一”比追求“一万”更重要。他说,“即使慢点也不成问题,我可以慢慢来,但绝对不能元气大伤,甚至全军覆没。”了解他作风的大女儿吕慧瑜则补充:“人家说让一件事情牢靠,是要打个钉子进去。我父亲是打进去的钉子上,还要再加一个倒钩。”
也正是这种即使抄底也不拿身家性命去博,而一到群情兴奋就逢高出*,套现进口袋的保守策略,让这些高位出*口袋鼓鼓的超级富豪们能在危机爆发底部到来时闪亮登场,并以救世主身份上演一场场巧取豪夺的盛宴。
我曾向郑裕彤求教,为何他敢于在危机重重中屡出重拳加大投资。
他的回答简单而坚定:第一,对改革开放以后的d和国家始终有坚定的信心;第二,做每一件事都是从长远眼光去看,要赚大钱而不是赚快钱;第三,只有危机时,才会有人愿意用很低的价格甚至赔本卖给你,让你捡到大便宜。
喜欢熊市,拥抱危机,也是我所见过的成功企业家们共同的特征。与在牛市忙得不亦乐乎的普通人不同,他们最繁忙的时候却是危机爆发的时候。当他们看好一个事业,他们最期待的,却是能够来点刺激的,不好的,让普通人退场的,这样他们才有低成本入市的机会。
“以香港会展中心为例,别人说我很大胆,其实我已经看透了,中国一定要收回香港,香港和内地一定会经济腾飞。”郑裕彤说,“土地一定是越来越值钱的,除非人类不再需要土地。既然这样,经济好的时候,1000万都有人争着买的地,你现在500万就能买,有什么不敢买的呢。经济总会又好起来的。”
郑裕彤的回答,可谓是这四位超级富豪共同的心声。如果要我在这些之中找出一个重点特别与读者们分享,我会强调:“从长远眼光去看,要赚大钱而不是赚快钱”这件事。之所以强调这个,是因为当下的*面中,每天都有各种各样对未来一周,一月,一年的神预测。我认为读者们应该对此保持相当的警惕。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还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大危机。但我们不妨去假设一下香港在这些故事中的场面,并顺此思考思考,如果真有危机来了,我们该如何借鉴或学习。
我想,在香港上述每一轮经济危机发生时,也一定都会有各种所谓的专家、学者不断跑出来,从这个角度,那个侧面发表各种各样对未来一周,一月,一年的预测。但这些超级富豪们,显然无一例外地,放弃了对短期的精确预测,而是凭借对香港和内地终会经济大发展的坚定信念,进行了放眼长远地大胆的布*。
而最终,那些一周,一月,一年的预言不一定应验,但他们对香港和内地终会繁荣兴旺的长远预见,毫无疑问地,都绝对地正确了。
如果您是一位创业者、企业家,或者投资者,如果说现在就是危机时刻,您是要预言并且操作未来的一周,一月,一年?还是像他们那样,对d和国家始终有坚定的信心,并以长远眼光去看?这是个值得深思的好问题。
约访邮箱:hsmrt@hsm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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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伍淑清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001号”
文 曹敏
40年前的冬天,伍淑清在第一次来到内地的火车上听到“改革开放”的讯息。一年后,伍淑清的父亲伍沾德先生拿到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许可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内地的香港企业家,并始终把个人事业与国家发展需要紧密相连。
而今,回顾过去40年的人生轨迹和第一家合资企业的发展历程,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球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终身名誉理事,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名誉董事长伍淑清平和的话语下,充满感慨:“从我们这样一家企业在内地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快速发展。”看似平和的话语,其实包含着许多人无法想象的波澜壮阔。
考察引起反思 差距改变理念
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后,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整个国家的主要任务,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这如同一阵阵春雷,确实给在香港的伍淑清以及经营餐饮行业的伍家以很大的鼓舞,他们从心底深处感到,国家将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
1978年12月10日,伍淑清从深圳罗湖到成都,第一次踏上了内地的土地。12月23日,在从武汉到广州的火车上,她从广播里听到了邓小平的声音。伍淑清回忆说:“我的普通话和四川话都不太好,具体内容记不住了,但关键的话却至今记得很清楚,邓小平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欢迎外商到中国投资’。”来自北京的这个声音非同一般,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
1979年,伍淑清便带了几个朋友和同事到内地具体考察。那个时候,没有从香港到四川的直达航线,这些“香港同胞”要先从香港坐火车到罗湖,到罗湖后,从深圳坐火车到广州,再坐飞机经贵阳到成都,辗转几个地方,用了一整天的时间。10多天的考察后,由于内地交通基础设施十分落后,速度很慢,服务水平很低,他们反反复复转火车、换汽车、改乘轮船,多次折腾,最后终于返回香港,从那些天奔波辛劳的切身经历中,伍淑清体会到了内地交通条件和服务真是差到了非彻底改善不可的地步。到港后第一件事就是向父亲伍沾德讲述在内地的亲身感受,认为与当时的香港比较,内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就连当时属于豪华交通工具的飞机上为乘客提供区区几种简单的食物都是冰冷的,交通设施、服务理念、技术设备等等都有差距。但同时,她也敏锐地看到内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市场巨大,一旦发展起来,有着令人向往的潜力。
通过考察,伍淑清对民用航空领域产生了兴趣。早在1978年10月9日,邓小平就指示民航要用经济观点管理。1980年2月14日,邓小平还指出,“民航一定要企业化”。
中国民用航空业的历史是一部值得所有中国人(包括港澳台以及海外侨胞)引以自豪的历史。1949年11月2日,中国民用航空*成立。民航初创时,仅有30多架小型飞机,年旅客运输量仅1万人,运输总周转量仅每公里157万吨。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民航展开了飞翔的翅膀,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经历了十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在发展的过程中,民航由于领导体制几经改变,航空运输发展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比较大,那时候,1978年,航空旅客运输量仅为231万人,运输总周转量才只有每公里3亿吨。
经过再三斟酌,最后伍淑清向家人建议,可以考虑到内地投资发展,既可以抓住商机,还可以用自己经商的实践能够为国家做点事情。伍家一直是做食品行业的,考虑到在这个行业比较熟悉,也许可以把美心集团在做香港食品的经验和内地航空服务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和改善内地交通条件结合起来,也就是把香港和国外现代食品业的理念、技术形成的餐厅从地面搬到“空中”。
▲ 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签约仪式。(右二为伍沾德,后排左三为伍淑清)
直航带动需求 谈判终成正果
美心集团是香港最大的饮食集团,由伍淑清的父亲伍沾德先生和伯父伍舜德先生创办于1956年。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在香港餐饮业、旅游业名气颇大,经营中菜、西菜、日菜、东南亚菜、快餐、西饼、星巴克咖啡店、东海堂,以及为很多家香港当地的工商、教育等机构及医院提供机构餐饮服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心创办潮江春、北京楼、洞庭楼、锦江春、沪江春一系列外省菜馆,以及弁庆日本料理、桃山日本料理两间高级日本餐馆。
那时正值中美直航准备开通,当时从北京到旧金山需要长达30小时的飞行时间,现在说起来都是笑谈。只要是乘坐过长途飞机旅行的人就会明白,如果中途停航用餐就不是直航了,所以为这条航线乘客提供的服务应该用中国人自己生产的航空食品,让乘客也能在空中享受到中国的美食。伍淑清最初的想法就是要为国家做件实事,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和食品标准,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办一家中国人有话语权的企业,同时为国家培养紧缺的食品人才。
1979年6月,当时中国民航*的沈图*长等人开始与伍沾德和伍淑清父女进行协商和谈判,这次谈判持续了长达一年多。现在看来,当时搞合资企业有点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很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但那时国家刚刚表示要开放,合资企业还没有先例,前途未知,当时这种小心翼翼的心理很普遍。
作为港方代表,伍淑清参与了与中国民航商谈合作事宜的全部谈判,刚开始谈得很费劲,双方的沟通不是很顺畅,主要困难是伍淑清听不懂普通话,也看不太懂简体字,她就只好用笔和纸沟通,用繁体字交流。毕竟是第一次商谈合资企业,合同一次次修改,双方都要考虑各自的利益,但谈判始终在一种十分友好的氛围中进行。
但中美直航迫在眉睫,时任民航总**长沈图请伍家的企业做开业前的准备。由于没有先例可循,在合资航空食品公司具体报批中,***甚至连续三次召集各有关部门,对合同上的21项条款逐一斟酌。有一次,从头天晚上10点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6点,真可谓通宵达旦。
在谈判的过程中,沈图把准备和香港一家食品公司合资搞航空食品的事情汇报给了邓小平。小平同志对沈图说,“你要了解一下,你的合作伙伴懂不懂得做面包,做出来的面包掉不掉渣。不懂得做面包,做的面包掉渣,就不要谈了”。上世纪20年代,小平同志在法国留学时,吃过法国的面包,并留下深刻印象,而是否掉渣则是评价面包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其理由很简单,外国人的面包就相当于中国人的米饭,是餐饮的基础、是基本功,面包做得好,其他西餐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从这一点细节就可以看出,小平同志考虑问题非常务实,非常实事求是。”这样伟大的领导人直接关心的合资企业事情,伍淑清倍感亲切,对办合资企业这件事信心满满,就接着和有关**部门进行谈判。
经过数轮洽谈,双方决定合办航空食品公司,总投资约800万人民币。在通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后,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注册编号是“001”,于是,有了中国的“001号”合资企业,后来不少人将之称为“天字第一号”。
在谈判的同时,伍淑清也没有坐等,而是不按常规出牌,她积极联系国外厂家,进口各种设备,用当时内地的话说,就是“两条腿走路”,不浪费一点时间。当时美国和西欧对中国有严格的制裁。即便你有钱,也很难从西方买进先进的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她以香港公司的名义,拿着港币从法国、德国等地定购了面包烤炉、洗碗机等厨房设备,再用中国货轮把设备运回国内。
短短半年时间内,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完成了装修厂房、购买设备、人员培训、制定规则、开拓市场等各项准备工作。在未获审批情况下,伍淑清和她父亲当机立断决定出资90万美元下了设备订单,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投资,的确有些冒险。等到**批准时,航空食品的配餐厂房和机器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
1980年4月4日,中外合资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被批准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那时,合资企业是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唯一途径。“三资企业”的另外两种形式——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在1986年、1995年以后才出现。
投资双方分别为中国民用航空北京管理*、香港中国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前者出资300万元人民币,占股51%;后者出资50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288万元),占股49%。5月1日,公司在北京正式挂牌。这个公司的成立和运行,结束了中国民航没有航空配餐企业的历史。
有人说,改革开放对处于艰难时刻的国家来说,就如同“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而在那个艰难时刻,伍家和民航*精彩演绎了一出“借东风”,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用微薄的力量,帮国家做了一件大事情。
▲ 1999年,伍淑清(左三)荣获银紫荆勋章后,与父母及部分家人在香港礼宾府合影
开放拓展眼界 改革催生效率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很多人连其他省都很少有机会去,更不要说境外了,对外部世界所知很少,一旦打开国门,大家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很丰富、很精彩,有点目不暇接的感觉。实际上,北京航空食品公司在某种意义上是真正打开了与外部世界接触、学习的一扇窗,而境外投资者则打开了通往中国内地、了解内地市场的一扇门。
北京航食刚成立的时候,在首都机场附近,整个公司只有一栋十分简陋的二层小楼。用今天的眼光看,那时创办第一家合资企业就如同那二层小楼,条件艰苦、举步维艰。
1980年,北京城里的绝大多数餐馆还在烧煤块或蜂窝煤,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厨房已经用上了洁净的管道煤气。案台、蒸锅、炒锅全部是不锈钢的,清洁时用高压水枪冲一冲就好。通电的煎炸锅外有个旋钮,可以随意控制油温……这些如今看似平常的厨具,在40年前绝对让人眼前一亮的设备。
那时,国内食品物资比较匮乏,香港市面上很容易见到的食品在北京的市面上极少见到或根本没有。比如孢子甘蓝、甜豆、青芦笋等蔬菜都是出口级的;大块的牛排、羊扒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从挪威进口的橘红色三文鱼上,有漂亮的白色油脂线;成箱空运来的大龙虾,到了北京还是活的……绝大多数北京航食的工人都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装龙虾的箱子里还需要放保持低温的蓝色冰块加以保鲜。
当时内地的面粉筋制不够高,烤出来的面包没有嚼劲,当然,稍不留神,面包就会掉渣。为了制作口感筋道的各式西餐面包,北京航食还从国外采购了高筋面粉和其他原料。
曾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的徐柏龄那时是中国民航北京管理**长。他说,1980年北京航食成立之前,国内飞机上的餐食都是由北京管理*之下机场的一个下属配餐间来做。30多名配餐人员,日均配餐600余份,仅供应三家外国航空公司。
徐柏龄回忆到,当年,配餐车间的工人们就骑着自行车,提着食盒,里面装点罐头、面包、苹果之类的。罐头是梅林牌的午餐肉、凤尾鱼一类。在一些老式的飞机上,中式炒菜等餐食盛放在一个个铝制的大饭盒里,统一加热后再分给旅客。那种感觉,和普通单位里的大食堂差别不大。为了提升国内航空餐食质量,徐柏龄曾到日本、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过专项考察,也考虑过与境外配餐公司合作。“但合作首先要有钱,要有外汇。而动用外汇,是需要外汇指标的,我们民航那时没有外汇或外汇指标。”徐柏龄说。
当时,美心集团提供的不仅仅是外汇、设备的购买渠道,还有在食品制作方面的宝贵经验和技术。“那个时候,伍家在香港的生意已经很大了,对各方面的行情非常熟悉。而且他们经常到外国旅游和商务考察,考察了国外的好多家公司,最后才决定在哪家买。”徐柏龄坦言,即使当时给中国民航相同的资金去国外买设备,也买不到像北京航食这么好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对国外的技术和设备了解甚少。
时间走过40年,发展至今的北京航食,范围远不止首都机场路上那幢二层小楼。1995年,北京航食在原来的小楼旁边修建了一座3层的配餐楼;2008年,又在顺义区南法信镇建起一座占地面积52791平方米的全新配餐楼。
北京航食创立之初,董事长、总经理由内地人员担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由港方人员担任。很多公司事务,实际上都由伍淑清来负责打理。
开始,内地员工都有点怕这位香港来的“资本家”。不过,慢慢地,大家发现这位“资本家”并不可怕,后来好些人都跟伍淑清成了朋友。员工们都很爱护这个企业,生产出的每份食品都能达到国际标准。很多人30多年来一直跟着伍淑清共同打拼,相当一批女职工,从刚来时的一个小丫头,到现在都快退休了。但员工们都知道有个香港的老板“伍小姐”。
与其他老式的国营工厂有所不同,国营厂的工人们手头的“标配”常常是一个印有“抓革命促生产”或“工业学大庆”字样的、500毫升以上的搪瓷缸,而航食的工人们走出厨房车间时,公司里则为他们配备了可以供应热水的饮水机,旁边放着一摞锥形的一次性纸杯,员工可以随时取用,十分卫生,也很方便。那时候起,在航食上班就开始打考勤卡了。每个人几点来几点走,卡上都记着一清二楚。工人们觉得,过去在香港电影里看到的场景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有点惊讶,也有不理解,但也慢慢培养了守时间、讲纪律的好习惯,再也不用靠班组长的吆喝去管理工人的考勤了。每逢遇到追加投资、扩大生产等重大问题,伍淑青都会拿出详细的方案和充分的理由,一桩桩一件件都具有说服力,这让北京航食人印象比较深刻。
1988年、2003年,京港双方又分别续签了15年的二期合同、20年的三期合同。从1980年到1987年,从1987年到2003年,再从2003年到2023年,美心和民航*分三个阶段的合作,合作期限和投资规模不断提升,而美心的股份份额却按照一开始的承诺不断减少,做企业和做人一样,讲诚信、讲规则是最起码的职业底线。北京航食副总经理汪峻峰认为,公司始终营利、在重大问题上没有分歧,是合资双方持续合作的坚实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8年年底,中国共批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19万余家。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合资企业在三资企业中的比例已呈下降趋势。中外双方在**制度、文化背景、经营管理理念的差异,逐渐凸显。但在北京航食,京港双方的合作一直顺畅稳定。
▲ 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许可证
▲ 2018年7月,由伍淑清发起、“一带一路”新生代文化项目发展中心主办的“国际新生代时装设计师巡演”来到第二站巴拿马。图为巴拿马总统和夫人于总统府宴请“国际新生代时装设计师巡演”主办方及设计师(前排左四为伍淑清,左六、左五为巴拿马总统及夫人)
管理全凭制度 发展依赖员工
在内地,伍淑清学了8个字——“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她认为,“无论合资双方还是劳方资方,大家是平等互利的,做所有的事情都是靠这个方法”。合资企业建立后,北京航食引进了所有的管理体制,所有外面的先进经验,所有的工厂要打卡,要有卫生标准和国际的水平,这是内地第一个合资企业,要提高标准,按照国际上的规矩办事。她说:“从1980年我们办企业决不是为了赚国家的钱,而是希望创造一个品牌和高水平。很多来自香港的企业家都有自己的梦,不仅仅是赚钱。”
在香港,美心集团拥有一套完善严谨的餐饮管理,由最基本的卫生到品质监控,都做到了一丝不苟,诚为各港岛各处的工商、教育及医疗机构提供专业餐饮管理及到会服务,包括各式派对、酒会、晚宴、周年庆典等。曾担任青马大桥、香港国际机场及多个大型开幕仪式的指定餐饮服务机构。
开业之初,伍淑清是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港方代表和执行董事,按照香港的管理模式推行打卡上班,当时员工很不理解,认为是对他们的侮辱和不信任,有的人甚至把这种现代管理的方式上纲上线到“资本主义一套”的层面,经过多番解释、反复做思想工作才得到认可。而要求员工进操作间先洗手、穿制服、戴口罩、卫生帽的规定一直延续至今。
刚开始,伍淑清对食品车间的卫生状况十分注重,因为航空食品一旦出了问题,在飞机乘客中出现因食品卫生产生疾病,那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员工们对洗手这样极为简单的事也比较马虎,最初,航食车间的洗手间非常符合“勤俭节约”的要求,但绝对不符合国际卫生标准,有时甚至还有难闻的气味,可中方管理层还是舍不得花钱装修,认为过得去就可以了。伍淑清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在一个休息日,车间里没有一个人的时候,她派人把那个厂区里的卫生间都砸毁了。第二天,有人报告说卫生间坏了,怎么办?伍淑清佯装不知,说,赶紧重新装修呀,买最好品牌的洁具,按照酒店的标准进行装修。“不破不立”,这个并不复杂的工人个人卫生问题解决了。
多年来,这家合资企业从未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事故。伍淑清讲到,“与其他商品不同,食品不应该免检,应该按照全球卫生标准随时检查”。据了解,航食的原材料要从国外进口,连洗碗机都要从德国引进最先进的,价格高达80万元一台,以此来保证卫生质量。
伍淑清认为,做好一个企业的关键,是要让员工觉得企业是家,要时常考虑员工的难处、帮员工解决实际困难,只有让员工心中没有更多的杂念,员工才会帮你做好企业,解决所有的需求,做好客户的满意,股东投资也有回报。“任何企业有三个利,股东要有利益,投资者没有利益不能做,不能满足客户也没有利。客户不购买你的产品是不行的。员工不做好企业,你有客户和投资也是没有用的,因此航空食品公司就是从如何解决员工在国内就业的问题着手,让员工感觉到在这家合资企业,他们自身也有事业的发展、有上升的空间。”
除了公司高管,制作餐食的生产部、负责机上配送的航机部以及库房、财务、人事等各部门都有从香港来的专业人员,“基本每个厨房、每种岗位有1-2名”。北京航食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复制香港的管理经验,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伍淑清说:“这40年来,我们不仅仅是做食品,还是在企业的发展中培养人才。没有人才,没有素质好的人才,企业永远做不好,对国家而言也是一样的,没有人才,光是有钱也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做有良心的企业,现在内地做企业的水平还不够,不少人都是急功近利,想快一点赚钱,这是最大的问题。”
作为当时国内第一家的航空配餐公司,北京航食成立后迅速占领了航空配餐市场。这家合资企业开业后1年8个月,内地就将300万元投资额全部收回。
除了航空餐食,北京航食的面包、西点曾经几乎都是全北京市场上质量最好的。1982年左右,北京航食还在位于长安街东延线建国门外的“国际俱乐部”大楼开了一家西餐厅,每三个月轮换一批外籍厨师和菜式。西餐厅生意很火,有时候都订不上位。没多久,附近的外国使馆、外资公司便慕名而来,希望北京航食为他们的晚宴、酒会提供配餐和服务。
改革开放的40年,伍淑清亲眼目睹了第一家合资企业的点滴成长,也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后,国力迅速增强,发展一日千里,外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进步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这让她感到无比自豪。“能够代表航食这第一家合资企业精神的应该是‘敢为天下先’,这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正是因为敢为天下先,他们才取得第一家合资企业的资格,才有可能不断地创造一个又一个的进步。说老实话,当初决定投资航食,确实风险很大。那是1979年的500万港币,比今天的500万港币值钱。那个时候,没人给提供合同、章程、委托书的范本,连一封信都没有,握握手就一言为定了。没有这种精神,什么事都办不成,更别提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成就了。”
伍淑清深情说到,改革开放40年了,香港与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很多金融人才都是透过香港去理解怎么和国际接轨的。现在,内地有很多海归,他们信息很多,一般事情用不着香港。他们需要的是,以香港作为平台,和外国企业进行对接。外国企业有很多尖端的技术,也希望通过香港和内地对接。在内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情况下,香港各界依然可以为国家深化改革开放、为“一代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作出自己的贡献。
编辑|赵汉琪
中华儿女
家国天下,民族脊梁
1987年版的2元港币硬应晚音卫精站美由占币值多少钱啊?
女王头像晚期的硬币,不值钱,全新品相的市价不超过3元,普品的2元左右。
1987年的100元港币多少钱
现在的汇率好象是84.1,也就是说1987年的100港币能值人民币84块钱吧
香港房价最高已达50万一平,他们为何宁住得极差也不愿意来内地?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在中国第一侨乡——江门市工作,身边不少香港朋友,很多同事的家人都在香港。我和他们接触很多,也比较了解,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一、香港房价全球最高。
近日,商业地产机构CBRE世邦魏理世报告显示,在全球主要城市中,香港以套均价格892万元位列首位,排名全球第一。第2到10分别是慕尼黑、新加坡、上海、深圳、北京、温哥华、洛杉矶、巴黎和纽约。一个普通人不吃不喝需要30年才能在香港买得起一个10平米的住房。
所以,大部分普通人只能多代同堂,挤在一个非常小的房子里,甚至称不上是房子,它有个难听又无奈地称呼:棺材房或者笼屋!生活在这么一个地方,可想而知有多么的难受。
二、为什么他们宁愿住得极差也不愿意来内地?
那么,香港房价最高已达50万一平,他们为何宁愿住得极差也不愿意来内地?
根据我和他们的接触,我总结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香港工资较高。受疫情影响,刚刚过去的2020年香港的GDP还没有数据,但是2019年的数据却是很容易查到的,2019年香港人均GDP为48755.8美元,而同期的北京、上海、深圳分别是:2.4万美元、2.26美元、3万美元。在香港,一般的底层工作比如洗盘子、家政、服务员月薪都是1.5万人民币以上,而同样工作在大陆月薪5000已经算高的了。广东很多人去澳门和香港做劳工,就是因为工资高。
所以,在香港,只要你不懒,随便月薪上万。
第二个原因:香港就业机会较多。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达,尤其是服务业比较发达,普通人在香港也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
这个就好比,为什么有人宁愿花几百万在深圳买个小房子也不愿意回老家农村建个别墅一样,如果你回到老家,意味着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就业机会会变得很少,薪水也会下降。
第三个原因:福利待遇好。香港的福利待遇类似于发达国家,福利待遇比较好。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除了有九年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外,如果经济困难的话,**还有保障性补贴,还可以领取失业补贴,养老补贴等等。
而在香港,居住条件特别差的一般都是有原因的,比如学历低、懒、老、病、残。如果这些人来到大陆,因为没有大陆身份,失去了香港的福利,又找不到好的工作,可能结*会还不如留在香港。
除了住的环境比较差以外,生活上的其他方面都有保障。相比之下,房子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第四个原因:住习惯了。香港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很大的原因是住习惯了。无论是住房还是语言,以及配套设施,他们都习惯了。他们从来没想过要离开这里,甚至很多人连普通话都不会讲!如果回到大陆,会不习惯!可能处境比在香港还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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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港币现在还能用吗?
不可以啊!
1987年版10元港币市价多少?
100港幣。1987年版的10元港幣,假如收藏到現在的2023年,市場價格大約就是100元港幣/張,價値差不多翻了10倍,收益也十分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