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股上市是好还是坏(我在公司有50万元的股份！公司要上市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吗？不想在这个公司做了！)

我在公司有50万元的股份！公司要上市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吗？不想在这个公司做了！

一般来说，一旦上市，你所持有的原始股会翻倍增长几十倍上百倍都是很正常的建议还是等待公司上市后在选择离职吧。

法人股上市了我可以要求分割吗

法人股是不能转让的，你可以作价分割．

公司上市,有什么好处坏处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公司是上市好还是不上市好

很精通嘛

国有股和法人股什么时候可以上市流通？

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其国有股和法人股就已经获得了上市流通的资格，但管理层为尽量减少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对市场造成的冲击，通常会规定其必须在获得流通资格开始其后的三个内不得进入市场，三年期满后，每月可以进入市场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可流通份额的1%，直至减持所有持股，当然，国有股和法人股股东也可以永续持股。

增发a股法人配售上市是什么意思，对股价会有什么影响？

1、增发a股法人配售上市的解释：

股票增发配售是已上市的公司通过指定投资者（如大股东或机构投资者）或全部投资者额外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融资方式，发行价格一般为发行前某一阶段的平均价的某一比例。

2、股票增发的范围：

上市公司股票增发,英文为SPO（Secondary Public Offering ），即发行新股，也称增加发行。SPO常见的种类包括：1、供股发行；2、可转换证券；3、认股权证；4、配售；5、股票细拆；6、资产拆分上市；7、子公司分拆。可分为：1、一级成熟发行（Primary Seasoned Offering）：成熟的公募发行（Seasoned Public Offering）上市筹措资金；2、二级成熟发行(Secondary Seasoned Offering)：发起人股东将持有的股份由承销机构认购后向社会公众发售。

3、产生影响

增发股本带来的是直接对于每股收益的稀释，在林奇、费雪以及巴菲特、格林厄姆的众多大牛书籍里都有讲到，并且我有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同样陷入困境的两家公司，一家公司是在低迷期回购股票，一家公司是在困境期增发股本，等行业复苏以后，回购股票的公司股价会快速回升，因为每股收益上来的很快，而热衷于增发的公司，却像拖着一只大笨象一样，再也回不到原来的辉煌。”

长百法人股上市了吗?

股票简称:长百集团股票代码:600856变动时间变动后总股本变动前总股本变动原因备注2007-08-3123,483.1623,483.162007年8月31日，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4382.288万股上市流通，总股本为23483.1569万股。详情2006-08-3123,483.1618,273.772006年8月31日，股权分置，总股本为23483.1569万股。详情2004-12-3118,273.7718,273.772005年4月22日，公布2004年度报告，总股本为18273.7712万股。详情2000-11-0618,273.7718,273.772000年11月6日，183.0832万股转配股上市，总股本18273.7712万股。详情1998-07-0718,273.7713,052.691998年7月7日，10送1.5转2.5，总股本增至18273.77万股。详情1996-06-2413,052.6911,100.001996年6月24日，获配1386万股A股上市，总股本增至13052.69万股。详情1995-10-2411,100.0011,100.001995年10月24日，1620万股内部职工股上市，总股本11100万股。详情1994-04-2511,100.00--1994年4月25日，3000万股A股上市，总股本11100万股。详情

证大投资今年业绩好到没话说，总裁姜榕谈A股的两种赚钱方式

“聪明投资者”聚焦于人，

投资人成长的经历，思考的逻辑，

有熠熠生辉之处，也有血泪教训。

他们，见证这个时代。

我们，认真记录他们，

记录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

“聪投会客室”系列将陆续推出，

邀你一起见证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觉得很多追涨杀跌的人，其实今年是挣不到什么钱的。”姜榕说，今年A股有两种赚钱方式。

一是坚决持有，“比如今年做蓝筹这种，不管其他的，只要方向符合市场潮流，就一直拿着”；

另一种是几个主题性的东西轮着来，“哪里热了侧一侧，往冷的地方去走一走。”

42岁的姜榕是证大投资总裁，在证大投资待了17年。1994年创办的证大投资，可能是A股不到27年历史中历经数轮牛熊、活得最久的阳光私募。

今年，证大投资业绩好到没话说。

根据朝阳永续数据，截至今年9月1日，证大投资董事长朱南松管理的证大久盈旗舰5号今年收益率达65.82%，姜榕管理的证大精选今年赚了30.16%。

其中，姜榕是一位异常低调的高学历民间投资人，几乎查不到公开报道。“聪明投资者”日前独家走访姜榕，听他讲讲“遵循市场”的人生经历和赚钱逻辑。

5000点不是未来两年高点

今年7月，姜榕曾在“剑辉下午茶”对“聪明投资者”提到，证大投资去年定下来，今年主攻蓝筹、周期、国企改革、人工智能四个板块，轮动择时。

从市场表现来看，姜榕把今年的系统性机会都抓住了。

“我们希望只要在私募行业前10%就够了，基本上我们这几年一直维持在市场前10%还不止。”姜榕有些自豪。

与其他投资人相比，姜榕明显对未来市场更乐观。

“很多人认为5000点是这轮牛市的顶部，其实真正的这一轮，如果主板很多股票能够走出来，2014年是低点，2015年是第一浪，未来两年里面都是主升，一直应该是到2019年之后，它是一个五年的周期。不要把上证指数5000点作为一个高点。”

姜榕的市场观点很明确清晰：这说的不是创业板，而是主板。

在当日“剑辉下午茶”上，姜榕看好上证50ETF的投资机会，因为“一九分化还会继续，甚至更加极端，300只股票会向150只靠拢，能超越市场指数。”

但作为市场追随者，姜榕更相信市场信号，他一直盯着市场，随机而动。

当“聪明投资者”年轻的同事们对上证50ETF表示积极时，严谨的姜榕反复提醒：“至少目前我还处于观望期”。

而对于大盘股，他当时（7月底）说道：“我判断下跌有限，但目前调整时间还不够。”

交易员的市场感觉

颇有书生气质的上海金山人姜榕，参与证券市场20年，从业经历很有时代感。

1993年，姜榕参加高考，成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首届国际金融学专业学生，该院时任院长是朱镕基。

1997年，姜榕拿到建设银行的offer。但他不愿接受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的国企式分配，就跑深圳找了家证券投资机构待着。

一年后回到上海，姜榕在一家咨询公司的投资部做股票研究，主要工作是跑上市公司。

 “我是学习国际金融的，财务、金融方面比较扎实，从基本面入手比较好”，姜榕回忆道。

1998年的中国资本市场还处于混乱的坐庄时代。姜榕“比较痛苦”，“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有些悲观，想着上市公司怎么都是这么个黑暗的样子。”

后来姜榕慢慢觉得，“反正市场都是有好有坏，这是必然趋势，无非在于怎样在一堆股票里面选择一些好公司，或者说是好的公司掌门人。”

2000年，姜榕进入证大投资，做了大概一年的交易员。

这段经历对姜榕影响较深，“做投资的人如果做过交易员，对市场的感觉可能会好很多，更了解市场情况。”

姜榕印象深刻的一笔交易单，是帮朱南松卖隆平高科。当时，证大投资持有一两百万股隆平高科，姜榕和另一个交易员根据市场情况卖出，两个人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交易方式。

“他每天卖一些、卖一些。我是后来挑了一个时点卖掉，袁隆平拿国家科技奖的那天（2001年2月19日），股价开始跳了，我就卖了，机会比较好。现在说法就是利好兑现呗。”

“做投资要以市场趋势为主”

2004年，姜榕开始真正独立管理投资，逐渐形成自己的投资逻辑：做投资要以市场趋势为主。

姜榕认为，反向思维可能在震荡市里比较好，但要看股票大趋势向上还是向下。

“大趋势向下的东西，表面看反弹很激烈，以后还是会慢慢蹲到坑里。”

他说，通常下跌不是一口气连续跌下来很多，往往都是中间挖一个坑，你觉得是底了，跑进去，把底部抬起来，还没有挣到什么钱，它又下去了。

在他看来，目前的A股创业板，也许会像2007、2008的A股下跌，“每次抄底有可能都是错的。只有经历了一个筑底以后，才会有一个大的机会。”

姜榕回忆，2007年沪指6000点时，证大投资只留了少量股票仓位。

 “当时***（某知名经济学家）说，3800点牛市还有第二轮，我是持反对意见的，但朱总比较相信这个经济学家的判断。我们就在后来的下跌里，不停抄底、平掉，抄底再平掉。”

姜榕说，那段时间很多个股跌很惨，证大的损失比别人小很多，但影响还是比较大。

所以，姜榕一直不大相信别人的观点，“特别是一些首席经济学家和宏观策略师的话，他们有自己的诉求，不会对你的投资负责。他错了最多是被*，你投资错了就是真实的损失。”

姜榕说：“很好的是，朱总容许在投资上试错，错了以后再出来，他没有要求必须把所有东西打到满仓，真是那样的话会很惨。”

姜榕说，自己和朱南松两人性格互补。“他是战略型，我是战术型。他是左侧交易者，我是右侧交易者。”

姜榕介绍，在证大投资的体系里，投资经理可以各有风格，各自发挥，投资策略委员会（投委会）会组织一起讨论市场，并给出一些建议。

姜榕认为，目前这种市场整体没有太大风险，投资经理挣钱是靠自己本事。而一旦市场出现比较大的系统性风险，证大投资的投委会就有一些统一决策措施。

最大的投资理念

“我最大的投资理念就是尊重市场”姜榕说，“市场告诉我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在姜榕看来，任何东西都有被低估的嫌疑，价值股也有泡沫的时候。

“因为下跌过程中，会有你意想不到的风险存在。投资一点风险没有，我是不相信的。”

姜榕推崇的国外投资大师是索罗斯。在他看来，索罗斯的很多东西是用经济学原理形成一种系统看法。“虽然他在香港损失很大，但是方法没有错，可能投的太过分了。

姜榕认为，索罗斯这样的市场主导者，最怕没有交易对手，最后跟**博弈。当初索罗斯遇到中国**，交易对手太强大了，“你跟它反过来做，极有可能会把你搞得很惨。”

姜榕还喜欢看利弗摩尔的经历（注：华尔街传奇人物和“最大空头”，其投机理念和操盘术在全球被追捧和模仿，最终因债务饮弹自杀），“他早期做投机，起起伏伏很多次。”

姜榕也提到早年德国大众的沽空案例。“那群人死得多惨！把一个交易做的很极端，极有可能面临一个大的风险。”

资料显示，2008年，德国第5大亿万富翁默克勒大举做空大众汽车普通股，后因保时捷对大众的意外收购，大众股价狂飙至1000欧元，成为全球最值钱的公司。

这使默克勒家族亏损4亿欧元，面临严重危机。2009年1月，74岁的默克勒跳轨自杀。

看过各种案例，姜榕说:“我更倾向于分散化一些，视野更开阔一些，这对自己有好处，不至于一颗树上面吊死。特别是中国股市，有时候跌起来叫漫漫熊途，真的很惨。”

以下是聪明投资者和姜榕的实操问答：

资金效率是最重要的

聪明投资者：你买股票会看哪些要素？

姜榕： 第一是企业基本面好不好；第二是价格；第三是时机；第四是市场氛围。买进去时，正好变成一个上升趋势，这叫时机。“氛围”就是市场偏好有没有到。

这4点决定了一只股票最终能不能起来。

如果完全靠基本面，最终结果就是巴菲特模式，持有一个公司五年以上，等它去涨。

但我不会这么干，我要看它到底有没有被市场关注。

因为对我而言，效率是最重要的。永远不要认为你的资金是无限期的，客户对你不满意会出来的。

聪明投资者：你的持股周期大概多长？

姜榕：足够便宜的可以放一两年，涨高了以后，短期还会出来。不同股票很难说清楚。

聪明投资者：今年你的换手率如何？

姜榕：不到100%。因为大部分不会卖，有一些偏高了以后，出来一下，等下一次的机会。

聪明投资者：你的仓位变化可以从零到100%甚至200%、300%？

姜榕：对。但你很难真正到零，说这个市场我不玩儿了，歇几年。

相对来说，留点仓位少亏一些，一直等待市场机会。

聪明投资者：平均持股数量是多少？

姜榕：至少20家以上。

聪明投资者：最重仓的股票一般能到什么比例？

姜榕：仓位最重的股票有可能不超过10%。单个股票持仓超过5个点已经蛮多了。10%-20%算是极致了。

两次大牛熊的操作和最成功的投资

聪明投资者：你觉得自己最成功的一笔投资是什么？

姜榕： 最成功的投资，其实是在2006、2007年，大牛市我们看的比较早，因为我们2006年就去了日本，研究泡沫经济。

股权分置改革以后，（沪指）回到1100点。后来1300点，很多人又说千点论，我们已经看到了牛市氛围。从1300到1500、1600点，我们积极性很高，认为那是一个泡沫式牛市，各方面的杠杆就都放出去了。

聪明投资者：有没有觉得心惊肉跳？

姜榕：没有，因为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准备，研究各个国家的泡沫怎么形成、怎么破灭，各个阶段是什么情况。

所以，当泡沫起来，别人一直在讨论这是不是泡沫时，我们主要分析的是泡沫到哪里结束。这不是胆子大，是因为基础做得好。

我们发现2006、2007年的机会，十年难得一见，一定要把它做好，确实我们也都把握住了。

聪明投资者：你们放了多大杠杆，放杠杆之后的资金量多大？

姜榕：我们有一个FOF，杠杆可能是1:3、1:4，我这边是1:2。当初存量资金可能个把亿。我接的一个结构化产品，本金挣了八倍。

聪明投资者：这些资金什么时候退出的？

姜榕：2008年，4000、5000点的时候。

聪明投资者：那算是退晚了，2007年6000点退出可能十几倍了？

姜榕：不是。其实我们挣了很多，但还没到6000点，三四千点讨论很激烈的时候，我们做了分红。

我们当时拿这个钱去做了一些新华人寿这样的非上市法人股，泡沫后期要留一手。

第二年我们也挣了30%多，其实4000多点到6000点，主要是那些大股票在涨，我当时基本都拿了大股票。

聪明投资者：2014、2015年杠杆牛市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

姜榕：2014、2015年属于中小创的杠杆牛市，是中小创泡沫，特别是到5000点的时候。

我们就是跟随咯，也不会参与差的公司，因为看不清楚，尤其是一些讲外延式增长的。

长期来说，外延式增长不可能持续，溢价收购后的商誉摊销，每年都要吞食掉多少亿，过两三年利润必然下降。

哪怕企业真实利润是上升的，最后都有可能亏损，这都是经济学或者财务学最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们没怎么参与这轮中小创大牛市，主要是通过量化做很分散的投资。

聪明投资者：有加杠杆吗？

姜榕：2000点的时候有，到3000点以后没什么了。

后期我们想的问题是怎么做市场中性的东西，怎么穿越经济危机。当时有点担心经济层面不是特别好。

“不能做的”和“顺势而为”

聪明投资者：你似乎更愿意把握整体的系统性机会和系统性风险？

姜榕：对，我还是比较喜欢尊重市场的。经历多了以后，这个市场里有些东西不能做，有些可以顺势而为。

聪明投资者：哪些东西是不能做的？

姜榕：我不喜欢买壳借壳的股票，还有那些内幕交易信息在市场满天飞的股票。

聪明投资者：证大投资历史上会有很多次“不能做”的机会？

姜榕：有一次，我们拿了很多苏常柴的转配股，20%流通盘在我们手里，可以操纵市场了。我们内部讨论决定，坚决不做，三天之内，我们领导就全部卖光了。

我们拼命卖，有人一直接。一开始不知道是谁，后来听说是赵笑云买的。（注：赵曾被称为“中国荐股第一人”，因荐股将众多股民死死套牢，也被称为“中国第一庄托”，后到英国多年，回国后转型阳光私募，成立产品一年即被迫清盘。）

比较幸运，如果当初投资部老总没那么坚决，不一定能卖出去。

聪明投资者：为什么那么坚决地要卖？

姜榕：说白了，还是从基本面出发，长期不是特别看好。

聪明投资者：既然不看好，为什么买那么多？

姜榕：当初我们做了很多转配股，因为特别便宜，没人要。一开始转配股不让上市，但后来我们正好遇到了制度红利，又可以上市。

聪明投资者：当时为什么会买这么多“没人要”的东西？

姜榕：资本市场发展肯定是从不成熟慢慢走向成熟，看看美国就知道了。股份全流通是大势所趋，无非就是时间问题。

怎么看游资和港股

聪明投资者：你怎么看游资？

姜榕：游资的模式很简单，利用资金优势，还有所谓的信息优势或者市场短期热点，把老百姓的钱搁到他的口袋里面去。但这个东西又很难查，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网。

像现在的P2P，涉及几十万人，被骗上百亿。我想，稍微有一点金融知识都不会这样。

聪明投资者：你怎么看目前的港股？

姜榕：我觉得是在高峰期，但现在不要提前判断什么时候是顶。

港股涨得好的，很多是大市值的东西，比如腾讯，300多块钱，估值50、60倍。

我觉得左侧交易者可以卖了，但我是右侧交易者，会等系统性风险出来了再说。有没有系统性风险很容易看出来，指数一跌，这些东西都会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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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的逻辑：A股真是“扶不起的阿斗”吗？

经常听到有投资人说A股就是扶不起的阿斗，甚至直接把A股看成赌场，可你要深入的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一知半解。这期，小编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试图从历史的脉络看到A股未来可能变好的轨迹。

首先，得明白什么是“股市”，以及股市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股市是资产证券化最主要的途径之一，通过把上市公司的资产以及未来收入流证券化，使得本国的资本供给大大的增加。

注意，这个概念当中的关键词是“证券化”，这里没有特指单向的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服务。我们看股市引申出来的“股票”一词，“股”指的是股权，“票”指的是票据，而公司是以股权形式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的根本原因。

股市交易的“股票”其实质是金融契约，是根据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来定价的。这里的关键词是“预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炒股票就是炒预期的原因。

明确了以上的概念，我们就知道，承载资产产权的金融票据（金融契约）跟它所承载的资产间的距离不能太远，否则，当它们之间发生脱钩之后，金融票据的交易也就跟赌博没有本质区别了。

关于价格和内在价值的关系，不是这期的重点，原先小编也有提到过，有兴趣可以点击以下链接：内在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关系

既然我们知道了股票的本质是金融契约，那么，要实现这种契约的执行，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有完善的，可执行的制度架构。而我们A股天生就是畸形的，造成这种畸形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历史因素，体制的因素，人的因素，文化的因素等等。

我们主要来看历史因素（资料来源：陈志武教授金融的逻辑），改革开放后，随着大量股份公司的设立,中国**开始准备设立一个正式的股票交易所,以便新成立的股份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

出于当时的**考虑,改革家们人为地将股份主要分割成三种类型:国有股、法人股、流通股。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也为了防止投机行为,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公开上市交易。

然而,无论何种股票,股票的持有者都有同样的现金流权(cash-flowright)和投票权(votingright),一个典型的股份公司的股份分布特征基本表现为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各约占1/3。

假如大多数法人是国有或国家控股的,则国家就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多数企业的约2/3的股份。这种股权结构是证券民事诉讼困难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如果民事诉讼判决向中小投资者赔偿损失,那就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这使法院陷入两难境地。

除国有控股的股权结构外,另一个阻碍证券民事诉讼的原因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国传统的**观念认为,只有通过劳动所得的收入才是正当的。

虽然上海证券交易所早在199年12月就开业(两个月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但直到2002年11月,资本收入才被作为正当收入写入中国共产dd章。

中国共产d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了d章,正式承认通过劳动和资本(如货币资本、智力资本和管理资本)取得的收入都是正当的。

也就是从2002年开始,共产d员才正式被允许购买或交易股票;在此之前,共产d员通过持有股票而获得的收入都是不合法的。显然,中国传统的“合法收人观”与股东权益保护的理念是相悖的,这正是中国的证券和公司法律法规执行不力的部分原因所在,也是法的制定与实施间的一道障碍。

我们应谨记:在中国,证券市场是为了帮助国有企业从社会筹集资本,从而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而建立的;证券市场并没有给社会大众提供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方案和规避当前收入与远期消费之间风险的渠道。

因此,股东权利及其保护间题,是在股票交易开展多年以后才被普遍关注,而不是设立证券市场之前就已考虑过。

1990年至2000年,中国**对每年首次公开上市(PO)的股票采取了配额制,以使股票的IPo工作能够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

中国近150年来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进程中,从来没有偏离过这种在计划中发展的理念和实践(例如:GoetzmannandKol,2002;Kirby,1995)。

这种有计划地发展证券市场的另一目的是想让新发股票的速度尽可能慢些,这样可以抬高原始股的价格,大大增加市场对原始股的需求,为国有企业发行股票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换言之,**主管部门的首要任务是管理并维持一个好的、有吸引力的证券市场环境,至于这是否以牺牲股民们的利益为前提,似乎并不重要。

每年年初之前,国有企业发行股票的配额将被分配给中国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据显示平均每年约有100家新挂牌上市的公司,最少的年份有13家,最多的年份有206家。

这意味着,每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平均每年会得到3个上市配额。无疑,这种配额限制使审批上市的权力价值非常高,从而给寻租和受贿创造了巨大的空间。

为此,每个省级**行政部门都设立了专门的证券上市管理办公室去疏通与中国证监会的关系,以得到更多的配额并为帮助本地企业上市做准备。

由于每个辖区内有多少企业能够上市已成为衡量各级地方**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又由于地方官员借此可能获得升迁,所以,各级地方**官员更有激情去帮助本地企业在财务上操纵业绩,甚至作假,以使更多本地企业的股票能上市;

或者,当地方企业因虚报财务数据或盈利情况而被媒体曝光时,地方**往往会帮助掩饰这些欺诈行为。

由此可见,当**是为了帮助国有企业摆脱资金困境而推出证券市场时,当地方**是为了政绩而帮助国有企业上市时者都很难过多考虑股东的利益。

从一开始,中国证券市场就不是为股民、股东们而设立的。这也为后来的股东权益保护问题出了难题。当一个公司成功取得上市配额以后,还需要做大量的文件准备和审批工作,这一时间大概要经过两年。

漫长的上市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上市辅导期”。所谓上市辅导,就是将亏损的国有企业资产分成两部分:“好”的部分经包装后上市,“坏”的部分在“好”的部分上市后成为该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在此阶段,有时就会做一些假票据和假合同粉饰利润以迎合上市条件的要求。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中国公司法)要求公司发行新股应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

此外,证监会颁布的规章中进一步要求公司发行新股被正式批准前,必须满足一定的净资产回报率(ROE)。企业往往通过虚报财务数据和收入等方式来满足这些要求。

完成新股发行后,为了增发股票,中国公司还必须满足对净资产收益率的要求。例如,中国证监会这几年对上市公司申请增发新股须达到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具体要求做了多次微调:

(1)1993年规定,在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是正的;

(2)1994年规定,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10%;

(3)1996年规定,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

(4)199年规定,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10%,且连续三年超过6%

(5)2001年规定,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

上市公司针对这些政策的每一次变化而重新调整财务报表作假方式,以适应最新的政策要求。

一项研究表明(郎咸平与汪姜维,2002),1994年以前,很多上市公司每年的权益回报率也就稍微超过10%;而在1994年至1999年间,多数上市公司的权益回报率略高于10%,但不会超过12%;但从2000年起(特别是2001年以后),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权益回报率都在6%到8%之间。

这项研究有力地证明,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广泛存在操纵业绩的现象。这意味着投资者被系统性地欺骗了。

中国的上市公司的另一普遍行为是JohnsonLaPorta,LopezdeSilanesandShleifer(2000以不同方式定义的“掏空行为”(Tunneling)。

所谓掏空行为是指,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大股东与该上市公司从事关联交易,以掠夺上市公司的资产。通常的做法是,上市公司以不合理的高价从它的股东那里购买低价值或者无价值的资产或租借土地、厂房、设备等。

前面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背景的回顾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个人所有权和股票交易的基本理念还没有被完全接受;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并不充分,中国还缺乏维持资本市场发展的法治基础。

中国在发展证券市场的初期,对如何构建适合证券市场发展的制度体系并没有清晰的思路。当投资者数量日渐增多时,一批强大的利益群体发展起来了,才会促进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发展。

总言之，我们的制度目前没有办法保证这种股票契约的有效执行，这种制度因素是人的因素，体制因素，历史因素。再往下说，就得说到文化因素了，这里暂时不表。

回答标题的提问，A股真是“扶不起的阿斗吗？小编的答案：如果不能以股东的利益为前提的股市建设，将注定是扶不起的阿斗。

那么，面对如此险恶的市场环境，我们个人投资者是否应该逃离这个环境呢，可问题在于，你又能将你多余的资金投入到哪里去呢，难道去搞P2P理财，还是继续买房，又或者去做不靠谱的比特币，区块链投资等？

啥都不会，放银行，放余额宝总行吧，可汹涌的通货膨胀一样将你收割，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积极参与股市，不断学习，进而提升自己的判断能力，并且不断祈祷A股慢慢会好起来滴。

回看历史，特别是过去50年中国工业技术和证券金融技术上丧失的发展机会，耽误的发展时间，这些都是有代价的，这些代价不会自然消失，而是要今天的中国社会一一偿还。

最后，让我们回味一下《遥远的救世主》中的一句话：“股市需要为改革开出一条道，还得分解改革的阵痛，这个时候的股市是真真假假，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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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公开课视频截图

以下为内容精编：

冯仑：最近由于经济等原因，房地产行业爆雷的企业特别多，我也在思考：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独特的环境下，企业怎样找到自己的确定性和未来的安全增长？

与国外相比，在中国创业兴业，最大的不确定性并非来自市场竞争、产品竞争，而是来自体制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社会心理的不确定性、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地方领导人频繁更换的不确定性……这种非市场因素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难以预见，企业家又该如何应对？ 

第一，积极捐赠钱款，助力共同富裕。重新分配财富以应对当前制度变革的不确定性。企业多做公益，能获得**等各方的理解和接纳，企业家因此可以获得安全感，这就是一种确定性。

第二，把公司安全放在第一位，增长放在第二位，放慢脚步、不要激进。减少负债，不能像以前那样过于冒风险去拓展公司业务，凡是制度成本高的、制度摩擦多的就都不做了，尽量降低制度成本。

第三，在社会公众的角色扮演上，要相对低调，中性化，不要有那么多的棱角和个性。所谓“中性化”的角色，比如王石，他的中性化角色就是“运动、环保”。很多企业家在调整社会角色，关注公益、环保、企业社会责任、共同富裕，等等，以更好地应对非市场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

以上几种方法，都是最近一两年来企业家们应对这些不确定性所做出的反应和调整。

总的来说，目前在国内市场做生意，企业家要面对两大不确定性：即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非市场的不确定性。前者我们已经与国际上的方法、研究越来越近，但在后者的应对方面，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

换句话说，要把不确定性限制在市场竞争上。如果非市场的不确定性很大，那市场的确定性就一定要高；如果市场的确定性很大，那就要减少非市场的不确定性。中国企业家一定要清晰地意识到：不能同时去冒这两种风险。

很多企业家出事，就是因为没有清晰认知这两种不确定性。比如海航公司。航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确定性的竞争行业，在遭遇大的经济波动之后，航空企业亏钱很厉害。而在此之前，企业有大量的融资、并购、跨境交易等，加之政商关系的复杂化，交易结构、股权结构变得极其复杂。到了企业出现亏损之后，再叠加非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就完全无法承受。

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公司，比如农夫山泉的钟睒睒，他三十年就专注做一桶“水”，只冒一个风险：就是农夫山泉的“水”有没有人要，能不能卖出去？他只关心渠道、供应链、销售网络、品牌、质量等，那些非市场的不确定性，几乎都没触碰。他好像也不扮演其他社会角色，没有高调去做跨境并购、拿**的垄断牌照或跑马圈地；既不搞金融，更不在资本市场上“兴风作浪”、追求暴利，他很消停，也很安心，所以现在也活得很好。

你会发现，他只冒“市场的不确定性”这一个风险，自己就是个买卖人，低头闷声做产品。今天能够活下来和活得好的企业家，基本都是这样，踏踏实实地做一个产品，做一辈子，其他什么事也不管。

企业如何应对变化的未来？一方面，市场的不确定性我们必须承受，而且应该积极参与竞争、发展企业；另一方面，在非市场的不确定性方面，要减少和回避寻租行为、垄断行为，省去政商关系中的灰色地带，减少与体制、政策的冲突和摩擦，把这个界面做得越小越好、越光滑越好，全力以赴做好产品。这是我认为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未来发展唯一需要考虑应对的方法。 

唐凌：我觉得最需要考虑的还是，企业选择的技术方向是否是未来的大势所趋。我们公司是做区块链技术服务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仍被很多人诟病和质疑，大家对该技术的评价两极分化。

十年前，我们认为区块链、大数据、AI就是未来十年中国数字化时代的基石，所以就坚定地去做区块链技术研发，坚持以技术为企业的生命线。企业自己的技术过硬，得有自己的核心产品、核心技术，如果单纯靠政策优势去拿垄断性的牌照，获得一些利益，这在未来是不可持续的。就像冯董所说，我们要向钟总学习，企业一定要拿出一个能被市场化认可的产品，并且产品和技术做到足够纯粹，真正能够服务实体经济。这是我们应对未来危机的关键。

作为一个技术人，要在新的变*里选择好的技术方向，找到自己的热爱并坚持深耕，这一点非常重要。

李杰：校宝在线主要是为教育行业做数字化升级服务，从市场端看，没人会觉得做“数字化”有什么问题。但我们的客户确实遭遇到了很大的政策的不确定性。本来我们觉得教育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市场确定、政策也确定，但“双减”政策一出，还是说明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好在我们至少市场是确定的，我们还是认准数字化升级方向，“咬定青山不放松”，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做下去。

在具体的战术打法上，我们也做了很多调整，考虑在政策不确定性情况下，怎样制定一个合理的目标，怎样在一个公司现金安全、财务安全、人员稳定的情况下，去做合理增长。

从企业家角度来说，很多创始人是互联网背景出身，要从一个高速增长的心态调整回相对比较稳健增长的心态。同时，企业内部管理要变得更加果断，因为在一个不确定性环境下，肯定有很多变化，过往我们对此会有一定的惯性，现在要在市场、品牌、销售、薪资、人才配置上做出大量调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有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既要能坚持一些认为对的东西，同时要敢于做决断，抛弃一些过去虽然是对的但现在不见得是对的东西。

兰桂莲：我们集团做的是军民融合的光电和通讯雷达系统，涵盖两类产品：一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特种领域光学系统；二是民用产品，从红外到紫外全光谱，比如安防、车载、机器视觉、工业自动化等民用领域业务。

在不确定性下，如何利用好数字技术,提升自身的传统行业的进步和发展，在2016年时我们就做了技术转型，往中高端技术深挖，今后要发挥出混合所有制的优势，对标世界顶尖光学技术。

在上市过程中，一个好的企业、一个想走得更远的企业，应该借助大方向上的政策资源和资本为产业与科技赋能。机遇和挑战无时不有，企业家经营的意志力和发展的信心及应对变化的能力，极为重要。特别是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如何极限式地降低成本、守住现金流，与员工达成共识，练好内功非常必要。

在不确定的环境下，确定的是我们自己，引领组织成员摆脱危机，也是企业家当下需要修炼的内功。

陈小虎：我们是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已经做了11年。现在我们主要有两类服务：一是人才服务；二是劳动力服务。应对目前这种不确定的环境，我想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的一段话作为回应。

他说，一个人如果要保证自身的相对财富比较稳定，只有两条原则：

一是保证收大于支，就是不要寅吃卯粮、收不抵支。在过去11年里，我们公司基本没有借贷，现金流一直比较好，在财务指标上控制得比较好。

二是“不妄为”，不要乱作为、乱投资。公司成立以来，我们一直专注“人力资源服务”赛道，特别是在经济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坚定主业很重要。

张洪涛：谢谢大家。我想请教冯仑**，在您过去的创业过程中，您的企业有了一定规模之后，所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或挑战是什么？当时您是怎样克服的？

冯仑：从我自身经历来看，在1993年-1996年，我们做了很多房地产以外的事，比如，参与了非常多的金融，后来也因此差点出状况，我们意识到错误，积极知错、认错、改错。改错的方法就是退出这些跟房地产无关的事。1999年以后，我们就彻底聚焦在房地产上。

后来在准备上市的过程中，我们又遇到一些特别的困难。当时的股票市场变动较多，资本市场在变动的过程中，涉及到私募的法人股、非流通的法人股、上市的流通股，这些法人股里又涉及到国企等，制度拧巴在一起，一遇到经济波动企业负债较多的情况下，股东之间很难达成一致，问题也很难得到快速解决。

我从中吸取的教训是，“股东身份的同质化”，这一点很重要。比如现在讲的混合经济，理论上可行，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比如，国有企业有双重考核，首要的是财务指标，其次考核d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等。国企与纯民营混合在一起后，二者的行为模式、决策、董事会，都不太容易协调，我们当时因为这点，前前后后花了七八年时间，都没好好办企业。

当我意识到这些非市场的不确定性，我就开始减少动作，尽量专注房地产这一件事，降低非市场的不确定性的风险，不妄为，减少动作、姿势简单、动作简单、事也简单，同时，降低负债，我们才能活到今天。

像钟睒睒这样的企业也有很多，总结起来，活得好的企业其实就六个字——简单、专注、持久。你越简单、越专注，才能越持久，企业的发展形势会非常稳定、越来越好。相反，企业做得越复杂、越多元，就越容易短命。

企业家不要扮演太多的社会角色，你又是企业家，又是道德楷模，又是模范丈夫，又是新好男人，还要参政议政，扮演的角色太多，到了最后，可能会发现不同角色之间有冲突，角色就会崩塌。此外，企业家角色一多，资源和机会就多，于是心就会变大，就希望能做更多事儿，结果就脱离了简单、专注，就容易陷入矛盾里。

我们一定要记住，“钱”不能解决人生所有的矛盾，有些问题并不是花钱就能解决的，角色越简单，就不会进入到那些钱解决不了的矛盾中。比如，我一个产品做坏了，大不了就把它拆了重建，这些钱都能解决，但我把房子盖到了某一个禁止建房的地方，甚至是盖到了触碰特殊人群禁忌的地方，此时钱解决不了问题，你可能还会被抓起来。

专注在市场竞争和产品服务上，尽量避开那些非市场的领域、非市场的风险、非市场的不确定性，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持续发展。这是我这几十年下来的体会。

陈小虎：作为一个企业家或企业家管理者，更多的还是“责任”。刚开始做企业时，可能是为了解决个人生活问题，买个好点的房子、车子，但企业慢慢发展起来后，更多是一种来自对员工、合作伙伴、社会的责任，这种责任感会驱使你不得不往前走，特别是公司做到一定规模、有一定影响力以后，你不想干都不行。从我来说，做企业更多的还是“责任”，“情怀”可能是理想状态吧。 

兰桂莲： 我是拥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多为青年计，少为自己谋。很小我就立志：说出的话就一定要做到，哪怕是跪着、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吞，也要把事情完成。我也想过放弃，但当看到有那么一群人因为相信我放弃自身的理想而在彼此成就，我就只能前行。从内心深处透视初心，企业家应该燃烧自己，就像过五四青年节一样，每一天都要把自己当成年轻人，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不断锤炼意志力、坚忍力和自制力。这些是我前行的动力。

李杰：我本身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人，当时小孩刚好要上幼儿园，我老婆也为这件事很焦虑，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通过技术的引入，让教育变得更加普惠和方便，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从互联网行业，切入到教育+互联网行业。但现在我可能变得更加务实，现在我会更加关注企业到底怎样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活下来，让跟我们共同奋斗的同事有收入，家庭能照顾好。我的理想主义依然在，但它插上了现实的翅膀，是一种比较现实的理想主义。

唐凌：2016年我们公司去见投资人，投资人都说用“区块链技术服务文化产业”，这件事不靠谱、听不懂，说我们是骗子。公司经历了不少困难，几波牛熊（牛市、熊市）转换，所幸还是坚持下来了。有时，也会有同事质疑我：为什么要在这个赛道执迷不悟？但我坚信自己要做的事，如果创业者在创业之初选择的方向，并不是真正想做的方向，那这件事一定做不好；即便侥幸阶段性地做好了这件事，也肯定无法长久做下去。所以，创业的初衷非常重要，只要想好自己要做什么，即便遇到困难也不害怕，当你想要放弃时，想想“情怀”和“初心”，它们也会支撑你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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